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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歷史上關于刑罰目的的學說分析
西方歷史上關于刑罰目的的學說分析
根據(jù)日本人島田武夫的著作——《日本刑法新論》、公培華先生的《刑罰論》以及馬克昌先生的著作《刑罰通論》關于刑罰的目的的學說的介紹，歸納起來主要以下有幾種不同的觀點
（一）絕對主義
此派認為刑罰是犯罪的必然結果，犯罪是刑罰的原因。換言之，刑罰只是由于犯罪才被科處，此外不應追求任何其他目的，所以被稱為絕對主義，又稱報應主義。它可分為狹義的報應主義或報復主義：：
1．狹義的報應主義
這種主張從因果報應和維護正義出發(fā)，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個人如果實施了惡的行為，那么就是非正義的，就應當受到相應的懲罰。由于對正義的出處持不同的觀點，復有如下三說即神意報應主義、道德報應主義和法律報應主義。
（1）神意報應主義。此說認為神是正義的象征，神意就是正義，犯罪行為違反了神意，所以就應當受到懲罰。國家是神的代理者，神授予國家以刑罰權，國家對犯罪的刑罰是根據(jù)代表正義的神意而實施的報應。其代表人物是德國法理學家斯塔爾。現(xiàn)在看來，此說只不過是出于當權者的需要，將法律與宗教混為一談，借用虛幻世界的神意，說明世俗世界的刑罰，不過是對人民的愚弄。今日看來實屬荒唐。
（2）道德報應主義。此說認為道德觀念系正義的所在。，犯罪行為是違反道德的，因此也就是非正義的，刑罰就據(jù)此對犯罪進行報應。根據(jù)現(xiàn)代的法學觀念，法與道德雖有聯(lián)系，但也是有著明顯的區(qū)別的。道德可以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追求，要求可能相對較高，但法律作為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要求就應當降低一些。如果把刑罰的目的看作是對違反道德的行為的報應，那未免過于苛刻了。
（3）法律報應主義。此說認為法律是正義的體現(xiàn)，根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人們知道了何為正義何為非正義，犯罪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因而也就是非正義的，刑罰就是法律對犯罪行為人的報應。這種觀點認為，除了以牙還牙之外，刑罰不具有其他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康德和黑格爾。此派觀點明確了刑罰的依據(jù)是法律，從而否定了刑罰擅斷，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值得肯定。但是，把刑罰的目的僅僅看作是依據(jù)法律對罪犯的報應是不對的，他們重點強調(diào)了“罰”。因此法律報應主義的觀點有以偏概全之嫌。
2．贖罪主義
德國人柯勒是此派代表人物。他們認為刑罰對犯罪人施以痛苦，從而使犯罪人通過承受痛苦把自己從過去解脫出來。持此觀點的人認為，刑罰具備消滅人的過去罪孽的力量，所以在施以刑罰時，完全以每個具體的犯罪人不同的特性來考慮。他們的觀點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在考慮刑罰的目的時，把刑罰本身脫離于社會，就好像是在天國之上，只有上帝和犯罪人的存在，并沒有考慮到人的社會性和刑罰的社會性。當然，此觀點也并不是一無是處，它能夠考慮到刑罰所針對的每個個體有所不同，也是值得現(xiàn)代社會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同時也是筆者所屬意的學說之一，此說雖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其所追求的是一種心靈上的救贖。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使社會和他人受到傷害，其身受刑罰的同時，感到服刑其實也是對自己所犯罪惡的救贖，從而尋求心靈上的解脫。
（二）相對主義
此派認為，“刑罰不是因為有犯罪才科處，而是為了將來不犯罪。所以刑罰并不是犯罪的當然結果，而是預防將來犯罪，維護社會利益的手段。所以刑罰的目的不在于犯罪本身，而在于保護社會的實際利益，從而科刑的標準應以是否達到維護實際利益的目的來決定，不是依犯罪的客觀現(xiàn)實或罪責的大小來決定。所以稱為相對主義，又稱目的主義或功利主義。”[1]此派又有三個分支：
1．一般預防主義
此說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社會上一般人犯罪的發(fā)生，因為犯罪大都由于貪欲所引起，國家制刑、判刑和行刑就是用以使人們知道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得的貪欲滿足，以致知所畏懼，不敢觸犯刑律。”[1]主張一般預防的人又可以分成三派：
（1）威嚇主義。此說以德國人葛梅林為代表。他們認為執(zhí)行嚴刑峻法可以威嚇社會上的一般人，通過公開執(zhí)行酷刑，使人們在心理上對犯罪后的結果感到恐懼，從而減少社會上的犯罪行為。由于此說過分強調(diào)刑罰的殘酷性，“不僅與現(xiàn)代刑罰日趨文明與緩和的時代精神不合，且會導致破壞罪刑相適應原則”[2]，因此不可取。
（2）心理強制主義。此說代表人物為德國人費爾巴哈。他們認為“人人都有追求快樂避免痛苦的本能，一個人之所以犯罪，是為了追求實施犯罪所帶來的快樂”[3]。要想預防犯罪，應當對犯罪人加之以痛苦，即對犯罪科處刑罰，并使人們預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到的痛苦，大于因犯罪而得到的快樂，從而產(chǎn)生抑制其 犯罪的意念，從而減少犯罪。此說與威嚇主義比較接近，要想起到必要的心理強制的作用，必然導致酷刑濫用，出現(xiàn)了與威嚇主義相同的缺點。
（3）警戒主義。此說代表人物是德國人鮑爾。他們認為，“犯罪大多由于行為人不知道其行為是否被刑罰處罰或?qū)ζ湫袨槿狈ψ⒁馑�，因而為了預防犯罪，法律應當公開宣示何種行為應受刑罰處罰，喚起一般人民的注意，教育其不去實施犯罪。”[4]此說強調(diào)刑罰的警戒教育作用，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刑罰的作用并不限于此，因此此說就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失。
一般預防固然是刑罰的目的之一，但刑罰的目的絕不僅是一般預防。因而上述諸說除存在各自的缺點外，只知一般預防，不知特殊預防則是他們共同的缺陷。
2．特別預防主義
此派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已經(jīng)被科處刑罰的人將來再實施犯罪行為，他們又可以分成兩派：
（1）改善主義。此派代表人物為德國人路德。他們認為刑罰僅僅針對犯罪的人，目的在于“使其悔改向善，將來不再犯罪”[5]，國家具有使犯過罪的人棄惡從善的責任，刑罰恰恰就是履行這個責任的一個手段。
可是所有的犯罪行為都是惡行嗎？在我看來也不盡然，因為法是分惡法和良法的，如果惡法中規(guī)定是犯罪的行為在良法中不是犯罪，那么又談何棄惡從善呢？所以把“改善”作為刑罰目的有不妥之處。
（2）防衛(wèi)主義。此派代表人物為意大利人龍勃羅梭。他明確指出：“刑罰必從防衛(wèi)立論，方可無反對之地。”[1]他們的觀點主要是認為國家同個人一樣都具有生存權，而犯罪行為就是對國家的這項權利的侵害，國家為了免受侵害才對犯罪的個人處以刑罰。
但是這種觀點好像經(jīng)不起推敲：如果說國家是為了免受侵害而對個人處以刑罰，那么是為了免受誰的侵害呢？罪犯嗎？他已經(jīng)對國家侵害完畢，談何免受他的侵害？如果說是為了避免他再次侵害社會的話，那就更加可笑了，難道我們的法官都是先知嗎？能夠斷定出每一個罪犯都會再次侵害國家？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如果說是為了避免社會上的其他人的侵害，殺一儆百，那么就會使得這個派別從特殊預防的這個陣營滑向一般預防，而一般預防在上面已經(jīng)分析過了，所以把防衛(wèi)作為目的是站不住腳的。
3．雙面預防主義
此說的代表人物為意大利人貝卡利亞和英國人邊沁。他們認為刑罰的目的是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結合。貝卡利亞在其輝煌的著作《論犯罪與刑罰》中明確指出：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規(guī)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對刑法學相關問題的論述，對于現(xiàn)代刑法學來說，貢獻無疑是極其重大的，他本人也被尊為現(xiàn)代刑法學的奠基人。但我仍然認為，他的對于刑罰的目的的認識還不深刻，雖然他的論述已經(jīng)可以算是刑罰之實然目的中的直接目的。就像我在一開始提到的，何為目的，目的是行為想要得到的結果。作為人類社會的產(chǎn)物的刑罰制度，如果僅僅是從人這個角度出發(fā)的話，那么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就不稱其為社會了，我們就會生活在先哲們描繪得理想國和烏托邦之中了。但是我非常的理解他，就像我理解現(xiàn)在的許多中國學者一樣。他的觀點的提出，是有著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的。當時及之前，社會的專制統(tǒng)治非常嚴重，刑罰的濫用極其普遍，導致人權遭到踐踏、社會秩序得不到應有的維護。他的觀點的提出，可以被看作是對于專制統(tǒng)治的反抗，但是這種反抗又是含蓄的，因為他自己就是生活在專制統(tǒng)治之下，所以他對于刑罰的目的的論述究竟是由于其主觀上的歷史局限性，還是在客觀上受到了專制統(tǒng)治的影響就不在此細究了。
（三）折中主義
由于它調(diào)和了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觀點，所以此派在看待刑罰之目的時，既認為刑罰之中存在著報應的因素，又認為其中也存在著預防的因素。但是，經(jīng)過我們以上對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分析，就可以發(fā)現(xiàn)，即使把二者捏在一起，也不是一個理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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