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論的永久魅力

　　不少人認為，如果站在今天的“國際化”學術視角來看，“中國古代文論”不過是在特定歷史時期，文人士大夫這一特殊社會階層審美趣味的話語表征而已，其價值與意義早已經(jīng)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隱沒于歷史深處了。因此對于古代文論的研究無需追問當下意義，更不要說什么意義的“現(xiàn)代轉換”，正如考古一樣，純粹是為研究而研究。在我看來，這種研究立場是可以商榷的。我甚至更愿意相信：就像西哲眼中的古希臘神話與藝術一樣，中國古代文論也具有“永久魅力”，至少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依然具有重要啟發(fā)性。對這個問題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展開討論：

　　近百年來，我們的現(xiàn)代學術研究是以現(xiàn)代學科劃分為依托的，而現(xiàn)代學科劃分基本上是西方近現(xiàn)代學術演變的產物，體現(xiàn)著西方人的思考方式與言說方式，故而中國現(xiàn)代學術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對西方的效法與模仿。這種效法與模仿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就是所謂“新學語”的形成。中國現(xiàn)代學術話語系統(tǒng)是一系列來自西方（往往是通過日本）的“新學語”支撐起來的。就其能指而言這些學術語言依然是漢語（或者是被日本人重新組合了的漢語語詞），但其所指卻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很陌生的思想。諸如哲學、理論、抽象、本質、表象、參照、承認、否認、動機、對象、法則、肯定、否定、審美、身份、社會等等在我們的學術言說中不可須臾離開的基本詞語都是來自日語，可以說，離開了從日語轉借來的西方學術話語，我們甚至無法展開有效的學術思考和言說。在這些“新學語”的基礎上，我們現(xiàn)代以來的學術研究在運思方式和價值觀念上基本上也主要是接受了西方人的東西。中國傳統(tǒng)固有的學術方法與價值訴求大都被我們遺忘或拋棄了。這一點，在作為一個現(xiàn)代學科的古代文論研究中尤為突出。

　　看看古人留下的經(jīng)史子集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在古代形之于文字的言說無非是下列幾項：立言類、釋言類、記事類、抒情類、鑒賞類、考辨類。立言就是表達一種思想觀念，子書大抵屬于此類；釋言類主要是對前人立言的解說與闡發(fā)。記事就是記載實際發(fā)生過或者傳說中發(fā)生過的事情；抒情類就是抒發(fā)懷抱的；鑒賞就是對于詩文書畫以及人和事予以評說；考辨類就是對文獻典籍或名物制度推敲事實、糾謬辨?zhèn)蔚�。古人的這六類言說方式之中只有立言類、釋言類、考辨類屬于學術研究范疇。那么其中有哪些得到了現(xiàn)代以來的中國學界的繼承呢？在我看來只有考辨類的方法受到普遍認同。現(xiàn)代那些被后人稱為國學大師的人物，如王國維、章太炎、黃侃、陳寅恪等都是在這個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又如在現(xiàn)代學術史上影響很大的“古史辨”派的疑古之論，比如顧頡剛著名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也主要是受到宋儒鄭樵和清儒崔述求實辨?zhèn)尉�神的影響才形成的。這說明中國古代的考辨精神及其方法得到了現(xiàn)代學者的認同。時至今日在涉及“古”字的學術領域，乾嘉學派依然受到推崇，甚至有學者認為倘若不做些考據(jù)功夫，學問就缺乏根基。言外之意，惟有考據(jù)乃為本色，乃為當行，堪稱真學問。那么為什么古人的這種考辨精神在現(xiàn)代學術界能夠大放異彩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它恰好符合了近代以來在西方學術史上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精神。其實許多西方思想家早已認識到了這種實證主義的局限，將其視為科學主義或工具理性的產物，并強調人文領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獨特性。中國的學者中那些頭腦清醒、識見宏博者，如錢穆、徐復觀等人，亦早就指出，為考據(jù)而考據(jù)，或者沒有思想指導的考據(jù)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在古代文論研究中，考證、注釋、校勘、鉤沉、輯佚等等只能算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工作，更有意義的應該是發(fā)掘古代文論話語中蘊含的當下意義，亦即“永久魅力”。

　　那么古代文論的“永久魅力”究竟何在呢？首先是言談本身的審美性質。古人的文字書寫，不管屬于哪個類別，都追求語言文字本身的審美效果，于字里行間浸透了一種感染力。“詩文評”話語就更是如此，許多評論文字本身就是一篇優(yōu)美的詩歌或散文�，F(xiàn)代學術文字卻越來越趨向于干巴、冰冷與艱澀，好像惟其如此才顯出學問來，還美其名曰：這是學術語言。其實深刻的道理完全可以通過優(yōu)美的文字表達出來。其次是言說者個人的真情實感與生命體驗。古人立言也罷，抒情也罷，記事也罷，無不講究個人風格，而個人風格是建立在言說者對其所說的事與理的獨到體驗與感受之基礎上的�，F(xiàn)代學者受西學影響，借助于構造出來的一些概念、規(guī)則、邏輯來宰割事實，將事物對象化，從而將原本活潑潑的東西置換為死氣沉沉的詞語網(wǎng)絡，把僵死的概念誤當作具體性存在。借用海德格爾的方式說，在古人那里事理是自然涌現(xiàn)出來的，而在現(xiàn)代學者這里事和理都是被強行建構出來的。第三是學術根本觀念上的知行合一精神。中國古人所追求的學問根本上是知行合一之學，學即是用，用即是學。這里的根本之處有二：一是不做無用之思，即其所學都能夠為人的生存提供某種意義，拒斥毫無意義的形而上學之思。二是其所言說或者是已然做到的，即身體力行的，或者是可能做到的，即具有引導意義的，不去追問與人無關的問題。第四，在言說方式上，中國古代文論善于言說那些不可言說的東西。例如細微的審美趣味或詩文風格、心理體驗、語詞與音調之韻味，都是難于用語言準確傳達的，在這方面古代文論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jīng)驗與智慧，能夠“超以象外，得其環(huán)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用迂回、隱喻、象征的方式令人體悟到其所欲言說的那種情境或狀態(tài)，而避免笨拙地試圖用語詞直接把對象界定清楚。第五，在運思方式上，古代文論主要憑借“體認”和“涵泳”方式來把握對象。這種運思方式的根本之點在于：全身心投入，使判斷力與想象力、理智與情感、普遍知識與瞬間體驗相結合，達成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tài)。這里的關鍵是“自得”，即從自家心靈深處產生出來，而不是從外邊得來。這種運思方式不是純粹的客觀認知，而是一種內心世界的整合與提升。第六，中國古代文論的最高價值追求不是什么文學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審美特性之類的認知性結論，而是一種人生境界，一種融道德、哲學、藝術于一體的精神境界，是人與世界渾然一體的狀態(tài)。

　　以上六點正是中國古代文論永久魅力之所在。也正是我們今天的文論話語所極度缺乏的。

　　我們向古人學什么？基于上述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向古人學習的一是關于何謂學術的理解，二是關于如何治學的路徑。關于前者，費爾巴哈、馬克思、尼采、柏格森、懷特海、海德格爾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對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思維模式和人文領域的科學主義傾向的批判性反思應該是我們重新理解中國古人智慧的重要參照。了解了他們的反思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傳統(tǒng)學術精神的現(xiàn)代意義。關于后者，我們應該引進古人體認與涵泳的治學方式，將個人生命體驗貫穿于整個運思過程之中，在學術研究中保持鮮活的個性特征，并力求使自己的表述具有審美意味。體認是什么？體認就是行，古人“知行合一”的妙處在此。理解的過程就是踐行的過程，并無純粹的理解。西方人講“認知”，那是純粹的心理的或理性的活動，不必踐行即可。中國古代，無論儒家還是老莊、佛釋，根本上都是講體認的，這是中國學問的根本處。現(xiàn)在常常有人以為乾嘉學派就是真正的中國傳統(tǒng)學問，殊不知，乾嘉學派乃是對正宗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背離。真正的中國傳統(tǒng)學術是知行合一的學術——在認知過程踐行，在踐行過程認知，根本上不是去追問什么純客觀的道理或真相，而是為了實現(xiàn)人格的自我提升與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在我看來，大凡人文學科都應該如此這般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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