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熹修辭技巧論的社會哲理內容

　　論文關鍵詞　朱熹　修辭技術　哲理
　　論文提要　朱熹在討論具體修辭技巧的過程中，顯示出許多重要的社會哲理內涵，就修辭本身而言，一切對于個人名利的追求都不利于我們綜合素質的提高，不利于我們文章境界的升華，不利于我們整體修辭水平的提升，自然也就不利于整個社會生活的和諧與進步。

　　
　　朱熹的修辭學說，在強調修辭本質問題的同時，也很重視具體的修辭技巧；其中，常包涵著很深的社會哲理內涵，這點同樣成了其修辭論的重要特色，值得我們加以研究分析。
　　
　　1　討論用字、反復手法時顯示的社會哲理內容
　　
　　1.1重視修辭用字的準確性與個人素養(yǎng)的關系
　　朱子很重視修辭用字的準確性，他經常說文字自有穩(wěn)當?shù)淖�，只是人們寫文章時思考不精確罷了。在《朱子語類》卷139中他說：
　　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wěn)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fā)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圣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wěn)!(《朱子語類》卷139，《朱子金書》第十八冊第4293頁)
　　在這里，朱熹連續(xù)引用了三個人的話強調對修辭用字的高度重視。一是蘇子由論人做文章的話，意思是寫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表達人們的思想感情，或者是用來說明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本來自然有合用的字，只是難以用得準確；二是鄭齊叔的話，意思是寫文章自有穩(wěn)當?shù)淖郑�只是人們思量不到；三是張橫渠的話：要表達新發(fā)現(xiàn)的道理，最難的是“命字”。這三個人的話所表達的中心思想只有一個：那就是寫文章修辭用字很不容易!所以，朱熹在引用他們的話以后緊接著就感慨地說：總之，寫文章用字實在是難，不知圣人說出來的，也只是這幾個字，為什么鋪排得這樣的安穩(wěn)!由此可見，朱熹是何等的重視寫文章的修辭用字。為什么圣人說出來的話自然鋪排得那樣安穩(wěn)妥當呢?因為圣人說出來的是“天生成腔子”，他們的修辭用字當然十分恰當。朱子說的話前后并非等同的關系，前半是具體談用字之難，后半是總的感慨文字自有它本身的內在規(guī)律，而把握、運用到何種程度則要看各人的文字功底。這就在討論修辭技巧的過程中顯示了深刻的對社會人文的關心：圣人說出來的話自然、安穩(wěn)、妥當與圣人的天賦、修養(yǎng)、胸懷、境界、道德、知識等等必然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我們一般人往往說話乖謬還自以為是，影響人際關系的和諧，甚至造成嚴重的后果。說話寫文章須講究修辭用字的重要性，討論修辭，不但是專家的責任，也是每個人都值得思考的課題。
　　
　　1.2“每章重言”中顯示的社會哲理內容
　　朱子非常注意的層次性，注意“每章重言”的修辭手法。例如，他在分析《東山》一詩時說：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詩集傳·詩卷第八》，《朱子全書》第一冊第536頁)
　　這里所說的“每章重言”就是反復的修辭手法，并且指出這種修辭手法在表達人物思想感情方面的作用是表達人與人之間的深厚情誼“感念之深”。更重要的是，這種“感念”隱含著對為社會事業(yè)而辛勞、奔波者的高度贊美和深深的向往。
　　再如，朱熹在討論《常武》一詩時說：
　　此篇王實親行，故于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
　　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詩集傳·詩卷第十八》，《朱子全書》第一冊第716頁)朱熹在指出該篇運用“反復其辭”亦即反復的修辭手法的同時，還強調反復修辭手法對表達思想內容的作用是“以歸功于天子”，并且這種對天子的贊美不是元謂的個人崇拜，而是遠方人民對王道的渴望。任何戰(zhàn)爭都會造成對老百姓的損害，造成對國家和的創(chuàng)傷，但正義的戰(zhàn)爭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歡迎，人民之所以愿意承受戰(zhàn)爭所帶來的犧牲和損失，是因為正義戰(zhàn)爭的目的乃是為了從根本上消滅一切戰(zhàn)爭，使人民永遠安居樂業(yè)。因此即使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的是一場正義的戰(zhàn)爭，天子也不應以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感到自豪、驕傲，而是要以戰(zhàn)爭為戒，不讓人民為戰(zhàn)爭而做出的巨大犧牲之成果付諸東流，不使后世的子孫繼續(xù)在戰(zhàn)爭的傷亡中痛苦地生活。
　　
　　2　討論宋代名家作品修辭問題時所顯示的社會哲理內容
　　
　　朱熹對一人一作的優(yōu)缺點不但能從文字修辭上進行系統(tǒng)分析，而且在這種分析過程中還能聯(lián)系做人的道德含義與客觀效果，顯得十分透辟。例如，他的學生問范太史文章如何，朱子說：
　　他只是據(jù)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鑒》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后面多脫了。(《朱子語類》卷139，《朱子全書》第十八冊第4306頁)
　　首先肯定范太史文的好處是“據(jù)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即是說，自己有什么，說什么，實實在在，很難得，因為根據(jù)自己的見解，實事求是地講話、寫文章，是難能可貴的，總體上是有益于社會發(fā)展的，這樣的人出發(fā)點一般是為了社會整體利益，而不像那名利熏心的人，總喜歡矯揉造作、虛假不實。但是不是這種人說話寫文章就一定很完美呢?不是的。如范太史寫的《唐鑒》雖然是不造作的好文字，但在修辭上往往照管不到，評論也總是意思表達不盡。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狀況呢?朱熹具體分析了兩個原因：一個是“無精神”，所以才會有照管不到的地方；一個是“元氣力”，所以到后面含義多脫略，意思表達不清�！盁o精神”與“元氣力”有相通之處，但又有區(qū)別，相同的是都缺乏進一步深入的能力，不同的是前者偏向于內涵的精神，后者偏向于生理的氣力。當偏向于內涵精神缺乏的時候，導致寫文章有照管不到地方；當偏向于生理氣力缺乏的時候，以至于越到后面就越沒有氣力，文字就會多有脫略。這就清楚地說明了語言修辭與一個人內在的精神和天賦的生理氣力有著無法割舍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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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朱熹分析宋代名家作品修辭氣象的根源說：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吨芏Y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jié)方興如此好。(《朱子語類》卷139，《朱子全書》第十八冊第4300頁)
　　朱子為什么在這里贊揚李泰伯的文章?因為李泰伯的文章學問根源是從經中得來的，雖然道理淺顯，但都是從大處立論。他的《潛書》、《民言》好就好在如古人的《潛夫論》一樣闡述的是人世間深微的生活哲理。《周禮論》好就好在它討論了宰相與人主的關系，怎樣才能有利于國家與的健康發(fā)展。他的議論往往是如此，所以他的文字氣象總體上就好，很使人欣賞愛惜。而且，朱熹認為這與整個時代的風氣有關系，那個時候，全的狀況好，方興未艾，所以，在個人的作品中體現(xiàn)了出來。在討論李泰伯文章修辭的根源時，朱熹還將老蘇父子的情況與他進行了對比：“老蘇父子自史中《戰(zhàn)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朱子語類》卷139，《朱子全書》第十八冊第4300頁)老蘇父子文章修辭的根源是從《戰(zhàn)國策》得來的，所以都是從小處立論，歐公比較喜歡他們的文字氣象。朱熹還討論了李泰伯晚年參道的情況，李泰伯有一記說達磨宗派很詳細，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參究工夫的。朱熹感慨地說，以李泰伯的文章比較現(xiàn)在人寫的東西，今日的文章就像三日新婦一樣不成熟。某些人的文字，有什么見識?太淺薄了!
　　朱熹在討論宋代名家文章修辭的具體問題時，不但拿李泰伯與蘇氏父子相比，而且還以時文與李泰伯的文章相比，單從這里我們已經看出了社會人文的三個層次：李泰伯、老蘇父子、時文。文章是人的胸懷抱負、境界、內在氣質、精神風貌、知識能力的綜合表現(xiàn)，不同的人品、不同的社會影響，會產生不同的文章修辭風貌。朱熹強調的是人品、性格、后天學習淵源等與文章修辭氣象之關系，強調作文修辭必須從大處著眼，抓住本質。朱熹認為，如果我們真想學好，有真正的修辭工夫，就必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我們之所以要重視一切可以運用的修辭方法，正是為了準確地表達社會人生復雜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3　“天生成腔子”修辭觀中所包含的社會哲理內容
　　
　　朱熹關于“天生成腔子”的著名論述本身就自然包含了修辭技巧的內容。但由于不能理解他的“天生成腔子”修辭觀所顯示的社會哲理內涵，人們難免會產生一些誤解。例如，羅根澤先生說“本來樣子的組織部分是天生腔子，修辭部分是穩(wěn)當?shù)鬃帧！?羅根澤，1984：197)這種解釋割裂了“天生成腔子”與“穩(wěn)當?shù)鬃帧敝�間的關系，正是因為忽略了朱熹討論具體修辭技巧過程中所包含的社會哲理內涵。因為既然是“天生成腔子”，就自然是用了“穩(wěn)當?shù)鬃帧�，亦即恰當�(shù)剡\用了文字，這其中有著嚴密的內在關系，是各種社會哲理在文章中的自然表現(xiàn)。
　　“天生成腔子”在形式上是從用字開始談起的，是從修辭的角度立論的，是朱熹理想主義修辭觀的一種著名的表達方式。朱子在贊揚司馬相如為“賦之圣者”時說：“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可見得“天生成腔子”是“自在流出”的文字。他在與學生討論時說：
　　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
　　是如此。(《朱子語類》卷139，《朱子全書》第十八冊第4289頁)朱熹為什么如此強調說出的文字，或者說“自在流出”的文字?聯(lián)系他對修辭用字的高度重視，似乎產生了一個矛盾：班固楊雄等人“做文字”的“做”不正是對文章修辭的用功嗎?為什么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人自在說出的文字呢?“做文字”與“恁地說出”這兩種情況那一種是更加注意修辭技術的呢?從表象上看，是“做文字”的人，“恁地說出”的人似乎不如“做文字”的人認真。這就是一種矛盾：既然朱熹十分重視修辭技術，為什么更贊揚“恁地說出”的文字?我們要解釋清楚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做文字”與“恁地說出”的含義，了解這兩種寫作狀況作者的背景。聯(lián)系朱熹的其它文字可以得知“恁地說出”的真正意思是“自在流出”的文字，接近于“天生成腔子”，當然是難得的好文章：“做文字”的真正意思是相對造作的文章。比較遠離于“天生成腔子”，當然比“自在流出”的文字要差一些。那為什么用心“做”的文字在修辭技術上反而比隨口說出的文字工夫差勁呢?就是因為這兩種寫作狀況作者的背景不一樣，準確地說，“恁地說出”的人，在胸懷抱負、修養(yǎng)、知識能力等等方面的綜合素質要比“做文字”的人強，所以一旦有感而發(fā)，修辭造句就自然而然，自在流出，穩(wěn)妥恰當；而“做文字”的人在對社會、自然、人生等等的認識水平上，在氣質抱負上，在對理想的追求上，不如“恁地說出”的人。所以，雖然他們寫文：章努力用功夫“做”，但在修辭用字上還是不如自在說出的人工夫深，工夫自在修辭之外，正是這個意思。朱熹為什么一方面那樣高度重視修辭技巧，又特別強調修辭作文之本質?就是因為修辭技巧與修辭本質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lián)系。
　　一個人的文章修辭水平如何，一個人的文章氣象、風貌如何，是由一個人的胸懷抱負、內在氣質、道德境界、文化修養(yǎng)、知識能力等等方面的綜合素質決定的，而一個人的胸懷抱負、內在氣質、道德境界、文化修養(yǎng)、知識能力等等方面的綜合素質到底怎樣，又是由先天的生命遺傳結構層次、健全程度與后天的生活、程度決定的。先天的生命遺傳結構層次、健全程度如何，也許我們的當事人，難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但后天的生活環(huán)境、教育程度、我們個人的努力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切對于個人名利的追求都不利于我們綜合素質的提高，不利于我們道德文章境界的升華，不利于我們人類整體修辭水平的進步，自然也就不利于整個社會生活的和諧與進步，這也是朱熹在討論具體修辭技巧時所包含的社會哲理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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