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思想嬗變的博弈分析

摘 要：“重農抑商”作為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核心，運用博弈方法對“重農抑商”思想的形成和演化進行研究，發(fā)現社會成員在制度博弈中所達成的“納什均衡”是導致封建體制被長期“鎖定”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重農；抑商；納什均衡；路徑依賴 　　Abstract："Emphasizing agriculture but restraining commerce" is the core of economic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is paper uses game method to study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but restraining comme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ash Equilibrium"， which is reached by social members in institutional game，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being long-term "locked" of feudalism. 　　Key words：emphasizing agriculture； restraining commerce； Nash Equilibrium； path dependence
　　
　　一
　　
　　制度變遷理論認為，經濟組織運行的效率是引起制度變遷的關鍵。因為人是理性的，只有制度變遷所帶來的預期收益超過推行新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時，人們才會主動參與和支持有效率的體制創(chuàng)新。在距今1.1萬年前，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對野生自然資源的需求競爭日趨激烈，造成狩獵勞動的生產效率下降。同時，人們在長期的采集活動中，通過觀察，逐漸掌握了植物的生長規(guī)律和栽培方法，農業(yè)生產的預期收益逐漸超過狩獵勞動的收益，再加上種植規(guī)模的擴大，參與人數的增加，生產技術的提高等因素的綜合作用，進一步促進了農業(yè)生產成本的降低。這樣，人類就在狩獵經濟向農耕經濟轉變的過程中自發(fā)形成了樸素的“重農”經濟思想。其中“周”的始祖就以“稷”為名，要求各國“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用“社稷”(其中“社”是指供養(yǎng)萬物生長的土神，而“稷”則泛指了代表各種糧食作物的谷神)象征國家政權，而且提出“夫民之事大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故王事唯農是務!”(《國語·周語上》)可見，是人們追求高效率生產方式的愿望轉化為“重農”思想產生的原始動力。
　　與此同時，隨著冶金技術的成熟、社會分工的深入和專業(yè)化水平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得以進一步上升、勞動產品的種類和數量進一步增加、市場規(guī)模日益擴大、商業(yè)活動日益繁榮。應該說，商業(yè)的出現和繁榮同樣是人們追求效率的結果。可是歷史卻在此時產生了“抑商”的制度安排，即封建統(tǒng)治者所設計的抑制商業(yè)發(fā)展的制度安排沒有體現效率原則，形成了著名的“諾斯悖論”現象①。
　　
　　二
　　
　　如何解釋中國制度變遷史上出現的“諾斯悖論”呢?傳統(tǒng)觀點認為，“抑商”思想的形成是因為封建統(tǒng)治集團考慮到“重商”制度帶來的預期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抑商”無論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基礎，還是通過國家壟斷、特許專賣等手段獲得統(tǒng)治租金，其預期收益和推行成本都較之“重商”更加有效，所以封建統(tǒng)治者認為“重農抑商”的制度安排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集團效用最大化的選擇。于是，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國強制推行旨在“富國強兵，統(tǒng)一天下”的“農戰(zhàn)論”經濟改革，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重農抑商”，因為他看到很多人“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zhàn)”，而“避農，則民輕居；輕其居，則不為上守戰(zhàn)”。所以說，“抑商”應該是強制性制度變遷造成的結果。
　　盡管這種觀點承認封建統(tǒng)治集團憑借強制力量推行有利于本集團利益的經濟體制和分配模式是形成“重農抑商”思想的直接原因，但它卻不能解釋這種非均衡制度在嬗變中為何不但沒有因為外族入侵、農民起義和朝代更替被打破，反而被日益強化的歷史事實。
　　
　　三
　　
　　孫明山：“重農抑商”思想嬗變的博弈分析本文認為誘致性因素才是導致封建制度被長期“鎖定”②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論》(1759)中說過：“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行動規(guī)律，它和立法者試圖施加的規(guī)則不是一回事。如果他們相互一致，按照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行云流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陷入混亂當中。”所以，“重農抑商”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其實就是封建地主集團與農民在特定約束條件下公開的或不透明的進行博弈或討價還價的結果。當廣大農民在封建地主集團強力推動“重農抑商”思想的壓力下，在自利動機和效率機制等誘致性因素作用下，發(fā)現違背封建統(tǒng)治者制定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預期收益小于由此可能遭受的懲罰或制裁成本時，就沒有人存有偏離現成制度框架的沖動，“重農抑商”思想就可以在封建統(tǒng)治集團可控制的范圍內按照既定軌道發(fā)展。
　　下面用“非合作博弈下的完全信息靜態(tài)博弈模型”加以說明。
　　假設在該模型中，參與人只有封建統(tǒng)治者(Feudalist)和農民(Peasant)兩個集團，分別用F和P表示，其中每個參與人都有四種行動可供選擇，A1= (重農，重商)，A2=(重農，抑商)，A3=(抑農，重商)，A4=(抑農，抑商)；為了研究的方便，再假設每個參與人得到的支付值(期望效用值)用3，2，0，-1來描述，具體為：UA1=3， (因為A1行動能夠實現社會的帕累托效率，所以支付最高)；U A2=2，(因為與A1相比，“抑商”畢竟是次優(yōu)選擇)；對F和P而言，U A3的期望效用值是不同的，因為A3的行為會傷害封建統(tǒng)治者的政治利益和統(tǒng)治基礎，所以F不會允許其存在，所以令U A3，F=U A3，P=-1；U A4=0，(因為這是完全無效率行為)；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當(i≠j)時，Ui，F=Uj，P=-1，這是由于兩大社會集團在制度博弈中出現矛盾時，封建統(tǒng)治集團會借助各種強制手段迫使農民就范，而農民也會采取各種手段進行逃避和反抗，這樣對于整個社會而言不僅是無效的，甚至可能還會因為戰(zhàn)爭、動亂等活動破壞已經積累的社會財富(如農民起義、暴動等)。用支付矩陣表示為：
　　
　　利用“重復剔除的占優(yōu)均衡”方法發(fā)現只有Ⅱ 象限可以實現“納什均衡”。
　　因為F作為制度資源的壟斷供給者，受制于其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它所提供的制度安排與社會整體需要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未見得會一致。因為F在計算收益時，除了考慮經濟收益最大化，還要考慮政治收益最大化。這樣，盡管從事商業(yè)是農工商諸業(yè)中致富最為便捷的途徑，如司馬遷所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貨殖列傳》 )但是，由于農業(yè)與商業(yè)圍繞有限的勞動力資源展開的競爭會危急封建統(tǒng)治基礎，當這些威脅大于發(fā)展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預期收益時，他們就傾向于“重農抑商”這種“次優(yōu)”狀態(tài)。所以對于F而言，只有Ⅱ 象限滿足“納什均衡”；對P而言，在當時的生產技術條件下，從事農業(yè)或者商業(yè)屬于替代型勞動關系，假設P選擇“重商”模式，但商品經濟的前提在于勞動力的商品化，這就意味著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這卻是F無法容忍的情況，所以商業(yè)行為必然會遭到打擊和限制，作為勞動者本身也會意識到從事商業(yè)的預期收益存在風險，那么就會主動選擇與統(tǒng)治者相同的行動策略。
　　當然，“重農抑商”思想形成的制度安排并非靜態(tài)的一次性博弈，而是隨著時間、環(huán)境等條件的變化，隨著各方談判力量的此消彼長，隨時隨地的做出調整。因此，封建統(tǒng)治集團為了確保“重農抑商”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必須在各個領域強化這種思想。例如在經濟領域，《管子》的“輕重論”和桓寬的“鹽鐵論”都強調要利用國家壟斷、特許經營、貿易保護和強制重賦等手段擠壓民間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空間；在思想領域，既有韓非認為的“財富=粟”，即把“生粟”作為判斷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唯一標準，由此認定工商業(yè)不屬于生產勞動，把從事“末業(yè)”的“工商之民”列為社會中的“五蠹”之一，斥為“賤民”的想法。也有孔子提出的“中國乃士農工商四民之結合，而士農則總居工商之上”的偏見。這些思想的蔓延，逐漸形成了“輕商”、“踐商”的社會風氣，造成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想從事商業(yè)活動，商品經濟的效率無論從社會現實還是意識形態(tài)上都無法得到體現，這樣指望商品經濟通過自身發(fā)展從內部打破封建經濟體制的可能幾乎是不存在的。
　　通過對“重農抑商”思想產生、演化過程的研究，不僅說明了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發(fā)展趨勢，同時也印證了制度運行的效率并非一成不變。因此，人為的制度設計在實踐中會存在兩種結果，即“它既有可能糾正制度在自發(fā)變遷中形成的低效率路徑依賴，使其進入良性的循環(huán)軌道；也有可能強化這種依賴，使其順著錯誤的路徑下滑，直至被長期‘鎖定’在無效率狀態(tài)中�！彼�以我們在評價體制改革的效果時，不能只考慮制度設計是否精確、完備，關鍵還要評估這些改革措施是否真的能調動起大多數社會成員參與和支持的積極性，能否使各階層的人們在相互博弈的過程中所達成的“納什均衡”與改革目標相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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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張建軍.《管子·輕重》重農抑商思想特色[J]. 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4).
　　
　　注釋：
　�、僦Z斯曾經指出，如果制度的作用就是降低人類合作過程中的成本，那么應該只有低成本的、有效率的制度才能存在，即“在歷史的進程中，無效的制度會被揚棄，有效的制度會存活下來。因此，更有效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組織形式是逐漸演進而來的�！钡�是，“即使對歷史和當代世界最一般的考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無效率’產權是常態(tài)而非偶然�！倍�這顯然是矛盾的，這就是著名的“諾斯悖論”。
　　② 所謂的制度“鎖定”狀態(tài)，簡單地說就是一旦制度進入一種選定的均衡狀態(tài)，它就很難再從這種狀態(tài)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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