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與當代史家的修養(yǎng)理論

時間：2024-06-07 05:57:26 歷史學畢業(yè)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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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修史的國家，兩千多年來，名家輩出，名著亦是蔚為大觀，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相關論文范文，歡迎閱讀查看。

　　如何成為良史?良史應具備哪些修養(yǎng)?這是古今學者熱烈探討的理論和話題。作者對古代史家與現(xiàn)代學者關于史家之修養(yǎng)理論進行了論述，不妥之處，懇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孔子的“書法不隱”與左丘明的“君舉必書”

　　秉筆直書是中國史學家的一大優(yōu)良傳統(tǒng)，較早將其作為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提出，當屬孔子和左丘明。公元前 548 年，晉國國君晉靈公為執(zhí)政大夫趙盾所殺。史官董狐記載了“趙盾弒其君”一事并同趙盾發(fā)生了辨論�？鬃釉u價此事時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贊揚了董狐堅持如實記事的原則�？梢�，孔子已將秉筆直書作為古代良史的修養(yǎng)之一而倍加贊賞。

　　史學家堅持直書的佳話在《左傳》中亦多有記載。例如，“夏，(魯莊)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jié)，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后嗣何觀?”(《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曹劌認為，國君無論做什么事，史官都必須記載下來;史官記載的時候，一定要按記載的原則去記，即合乎“書法”,如果不合“書法”地記載下來，則后人看什么呢?

　　無論孔子所謂“書法不隱”,還是左氏所謂“君舉必書”,其實質(zhì)是提出了史家修養(yǎng)的要求，即秉筆直書。所謂“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為中國古代史學家秉筆直書之修養(yǎng)理論的先聲，故先秦至秦漢成為中國古代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產(chǎn)生時期。

　　二、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

　　真正系統(tǒng)、完整地論述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是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劉知幾在《史通》中對史家應具備的素質(zhì)和條件的論述散見于《核才》、《鑒識》、《辨職》、《雜述》、《雜說》等篇，而《舊唐書》列傳第五十二《劉子玄傳》載曰：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 ,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劉知幾明確指出，只有具備才、學、識“三長”的人，方可成為“史才”.可以說，劉知幾提出的“史學三長”說是他的史家修養(yǎng)論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修養(yǎng)的最高標準。然而殊為可惜者，劉氏并沒有具體、詳細闡述才、學、識的內(nèi)涵，使后來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產(chǎn)生了較大的分歧。作者認為，史才，是指收集考訂、編排史料和文章表達的能力，敘事載言和行文運筆的技巧，以及運用體例和編次內(nèi)容的方法。史學，是指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主要包括社會知識、自然知識和文獻知識。史識，是指對歷史發(fā)展、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觀察、鑒別和判斷的能力，即器局;以及秉筆直書、忠于史實的無畏精神和高尚品質(zhì)，即膽識。至于三者的關系和重要性，劉知幾則明確指出“: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為上，其次則‘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而’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僅其下耳。”

　　可見他以直書實錄為史識之首要，既不忽視見解、觀點，又強調(diào)以“史識”統(tǒng)率“史才”、“史學”.劉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長”說是一個整體的史學理論范疇，第一次系統(tǒng)、完整地把史家修養(yǎng)問題提到了自覺的理論認識高度，對促進史家自身修養(yǎng)和史學進步都有積極的作用，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故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成為中國古代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形成時期。

　　三、曾鞏“明”、“道”、“智”、“文”的要求與揭傒斯“以心術為本”的原則

　　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發(fā)展時期。自劉知幾提出“才、學、識”三長說作為衡量史家修養(yǎng)的基本條件，后來史學家從各個方面不斷闡發(fā)，提出自己的主張，從而豐富了中國古代良史的理論。宋代曾鞏在《南齊書目錄序》中也提出了“良史”的標準：

　　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fā)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

　　曾鞏對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個方面的修養(yǎng)，認為著史的目的是“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故必得良史，而后能傳于久遠。其中“周萬事之理”“、通難知之意”屬于史家“識力”的范圍，指明白事理、辨別是非、預見未來的能力，而“周”與“通”也是要求史家有會通古今的器局。

　　“適天下之用”則是強調(diào)史學的社會作用和史家的為史之意，“發(fā)難顯之情”是指史家文辭修養(yǎng)。從理論上講，這是良史理論的進一步深入。但在具體運用上，他批評司馬遷“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蓋圣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這反映了他所提標準的不切實際，懸之過高，反而使這種標準失去了實踐上的價值。

　　此后，元代揭斯又提出修史用人“以心術為本”的原則。

　　他說“: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但何為正，何為不正，其標準又是什么?

　　揭斯沒有說明�？梢�，其將“心術”作為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提出，有不足之處，還有待作進一步的闡發(fā)。

　　顯然，曾鞏提出的“明”、“道”、“智”、“文”四個方面的史家要求，帶有明顯的思想局限性;揭斯提出的修史用人“以心術為本”的原則也有其不足之處。盡管如此，這些學說的提出，無疑充實、豐富了中國古代史家修養(yǎng)的理論。

　　四、胡應麟之“公心”、“直筆”二善說與章學誠之“史德”、“心術”說

　　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終結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又涌現(xiàn)出大批優(yōu)秀的史學評論家，而胡應麟、章學誠對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闡發(fā)極具開創(chuàng)性、總結性。

　　明代史學家胡應麟說：“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

　　以董狐、南史、左丘明、司馬遷與班固、陳壽、沈約、裴子野等人為正反兩方面代表，突出強調(diào)了公心、直筆的重要性。他敏銳地注意到了史家心術與直筆的關系問題，認為公心和直筆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但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符合，它們之間還存在著區(qū)別。“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之)、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矣，而心不能無私也。”(同上)胡應麟認為司馬遷有公心，所記亦非失實，但卻有曲筆之嫌。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直則公，公則直”呢?胡應麟特別強調(diào)了一個“盡”字，指出“: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同上)這就是說，必須完全依公心以運直筆，并完全以直筆應公心，才能達到公直統(tǒng)一，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完全一致的目的。胡應麟所講的直筆，就是要求史家必須有是事而如是書，不得曲筆，哪怕是并非失實之曲筆。那么，公心，或者說心術的標準又是什么呢?胡應麟指出，此“非以萬人之衷為一人之衷不可也”(同上)�？梢姡哪耸侵副娙酥�，是指社會之公是公非，并非專指著述者一己之心術是非。

　　當然，胡應麟所講的“公心”,在其主觀本質(zhì)上還是指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言，絕不能和我們今天所講的公心相提并論，這是由其史學思想的封建性根本原則決定的。雖然如此“,二善論”的加入，無疑是對劉知幾史家“三長論”的重要補充和發(fā)展。

　　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史德”和“心術”論。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提出：“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于三代之英，而經(jīng)緯乎天人之際者也。”他把屈原的《離騷》和司馬遷的《史記》并稱，是以其“經(jīng)緯乎天人之際”的“良史”標準。劉知幾提倡“史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直筆”和“實錄”,而章學誠說：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指出史德是史識要求中需特別強調(diào)的內(nèi)核。顯然，這個標準不以文、史不同相區(qū)分，而是從“德”的角度要求史家之修養(yǎng)。章學誠說：“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因此，史家之“心術”成為了其“史德”論的核心。由“史德”而論“心術”,這是章學誠在史家修養(yǎng)理論上的重要貢獻。他說“: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yǎng)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yǎng)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于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同上)章學誠首先肯定“心術”應特別值得重視，但又強調(diào)史家即使有“君子之心”,而其自身修養(yǎng)卻很難達到至純至粹的境界，這是“大賢以下所不能免的”.那么，如何成為一個具有“心術”的“良史”呢?章學誠認為良史“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天”即指歷史的客觀性，“人”則為史家的主觀性，就是要充分尊重客觀歷史，而不要以史家的主觀好惡去影響這種歷史客觀性的反映。章學誠舉出南朝沈約撰《宋書》之陰惡，北朝魏收撰《魏書》之矯誣，以為例證。沈約撰《宋書》不敢秉筆直書，對劉裕自立而殺晉恭帝等事諱莫如深，卻對高門士族極盡吹捧阿諛之能事，不實之辭充斥其書。魏收更是無恥，以修史作為感恩報怨的手段，竟自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完全按自己的好惡來決定人物的棄取和褒貶，《魏書》一時被斥為“穢史”.章學誠并不認為在歷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體意識的作用，但認為史家應該具有這種自覺的認識并努力去實踐，才能稱得上有良好的“著書者之心術”.胡應麟之“公心”、“直筆”二善說和章學誠之“史德”、“心術”說是對中國古代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發(fā)展、完善，對中國史學理論的貢獻極為重大。

　　五、瞿林東先生的“史家之職責”說與彭忠德先生的“史膽與史責”說

　　當代學者在對古代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研究中，也作了許多發(fā)掘和補充，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瞿林東先生的“史家之職責”說[7]和彭忠德先生的“史膽與史責”說[8].瞿林東認為，董狐、齊太史、南史氏所表現(xiàn)出來的“書法不隱”的勇氣，一個重要的驅(qū)動力就是維護當時的君臣之禮和社會秩序�？鬃有蕖洞呵铩芬嗳绱耍抉R遷作《史記》更是司馬父子社會責任的直接體現(xiàn)。后來司馬遷用“述往事，思來者”這幾個字深沉地表達出他對歷史、社會的責任感。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是希望它能得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重視，“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這反映了司馬光崇高的歷史責任感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彭忠德則更為明煉地提出了“史膽與史責”說，史膽即指史學家的膽量，強調(diào)敢于直書;史責即指史學家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強調(diào)經(jīng)世致用。他認為梁人劉勰在《文史雕龍·史傳》中就已專門論及史家的責任心：“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nèi)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為勞。”明人李贄認為史膽在史家諸修養(yǎng)中占有重要地位：“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這些史學家的言行足以說明良史是必須具備史膽和史責的。劉知幾和章學誠因歷史時代和個人條件的限制未能提出這二項，而當代學者彭忠德明煉地提出“史膽與史識”說，這無疑是對古代史家修養(yǎng)理論的重要補充，豐富了中國的史學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學意義。

　　參考文獻

　　[1]劉 .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劉知幾。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2008.

　　[3]曾鞏。曾鞏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4.

　　[4]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北京：中華書局，1958.

　　[5]章學誠。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古籍，2008.

　　[6]高振鐸。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7]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彭忠德。秦前史學史研究[M].武漢：湖北人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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