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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述十九世紀與歷史比較語言學論文
19世紀初，語言學家認為只有對語言進行歷史比較研究才是科學。語言學進入歷史比較語言學階段，語言學家把語言看成是譜系體系，不僅提出了人類語言演變過程的假說，繪出世界語言譜系，而且創(chuàng)造出比較的研究方法。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起才使語言學發(fā)展成一門獨立的科學。
1.基本理論觀點
�。�1）每種語言都有與其他語言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通過比較而被認識。
�。�2）比較可以揭示某些具有共同來源的語言親屬關系，親屬語言組成語族和語系。
�。�3）親屬語言的不同之處只能用這些語言所經(jīng)歷的歷史變化來解釋，這些不同之處正是每種語言的重要特點。
�。�4）語音要比其他語言要素變化的快，在同一種語系中，語音的變化是遵循嚴格的規(guī)律進行的；語言的基本要孫，如詞根，詞綴和詞的曲折變化，在幾千年間都保持穩(wěn)固性。
�。�5）根據(jù)歷史比較所得的材料可以大體構擬始源語。任何一門學科的出現(xiàn)都有它的哲學背景和鄰近學科的影響。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跟生物學中的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有聯(lián)系。
2.初創(chuàng)期代表人物
拉斯克（R.K.Rask，1787-1832）歷史語言學初創(chuàng)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語言學家，也是歷史語言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通過對語音對應關系的分析，論證了日耳曼語與希臘語、拉丁語和斯拉夫語有著親屬關系，同出于一個原始語。他認為，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總體結構和語法上的統(tǒng)一性，而不應過于注重詞匯的統(tǒng)一性�！耙环N語言，不論與其他語言已混雜到何種程度，如果它與另一種語言有著共同的最重要、最具體、最不可缺少的詞匯（即語言的基礎部分），那么它們就屬于同一個語支。如果兩種語言的詞匯中存在這種統(tǒng)一性，而且這種統(tǒng)一現(xiàn)象很多，從而可以制定出字母（即語音）變換的規(guī)則，這兩種語言之間就存在著根本的親屬關系，如果曲折變化和語言結構相互一致的話，便更是如此”。[1]
格里姆（J.Grimm）（1785-1863），是日耳曼語言學的創(chuàng)始人，他在《德語史》中的一段話在今天讀起來仍然是意味深長的。他說：“有一種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為生動的東西可以證明民族的歷史，那就是他們的語言。”格里姆的偉大貢獻在于發(fā)現(xiàn)了早期印歐語到日耳曼語的塞音（和擦音）的演變規(guī)律，即“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2]
維爾納（Karl Verner，1846-1896）的研究指出原始印歐語的清塞音p、t、k在古日耳曼語中確實演變?yōu)閒、θ、h，但只有位于詞首或重讀元音之后的p、t、k演變?yōu)閒、θ、h，而其他位置上的p、t、k演變?yōu)閎、d、g。這一演變規(guī)律被稱為維爾納定律。
3.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
3.1洪堡特主義代表人物
洪堡特（W.von Humboldt，1767-1835）為歷史比較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奠定了哲學基礎，開創(chuàng)了普通語言學。他的名言是“語言是一種創(chuàng)造的能力，而不僅僅是一種產(chǎn)品”。他認為，語言的本質特征就是講話人具有的講話并理解話語的言語能力，而不是可以聽到、看到的話語和寫作的產(chǎn)物，更不是語言學家對語言進行分析后所得的詞匯和語法規(guī)則。語言作為事物標志和交際手段而起作用。
洪堡特繼承了海德（Herder，1744-1803）的觀點，更多的把語言學看做人文科學，他堅決反對把語言看作是某種機械的和靜止的東西，不是“活動的產(chǎn)物，而是一種活動”。另一方面，民族語言和民族精神密不可分，聲稱“一個民族的語言就是他們的精神，一個民族的精神就是他們的語言”。此外，他還創(chuàng)建 了語言類型學分類法，把親緣關系上相近的語言與語言類型上相反的語言相對立，語言類型主要有：一個詞代表一個意思的叫孤立語；由數(shù)個詞構成復合詞，而且詞形和意義又都不改變的叫黏著語；用詞尾變化來表示語法關系的叫屈折語。
洪堡特開辟了語言研究的人文傳統(tǒng)，導致了20世紀以來的人類語言學、功能語言學等的誕生，其影響滲透到哲學、美學、文藝學等等。他詳細描寫了比較方法的操作過程，著重強調語言間親屬關系的證明不是結構上的相似，而是共有的、語音上有著類推關系的語法形式。洪堡特的語言學思想不僅直接影響了德國的斯坦達爾，還間接影響了奧地利的舒哈特，意大利的克羅齊等。[3]
3.2自然主義學派的代表
施萊歇爾（A.Schleicher，1821-1868），德國語言學家、自然主義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19世紀中期歷史比較語言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關于語言親屬關系的理論、關于重建始源語的比較方法及關于對語言的分類。他認為、語言的發(fā)展有自己的規(guī)律，跟生物進化的過程是一樣的。他采用生物學對植物的分類方法來研究語言的歷史親屬關系，并采用雙名法。他把當時存在的語言總結最后得出譜系樹形圖。[4]
4.新語法學派
19世紀最后25年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語法學派時期，歐洲語言學拜托了早期的語文學道路，把語言作為獨立的對象研究，并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歷史比較法。
新語法學派所強調的一點就是“類推作用有普遍性”�！邦愅谱饔谩背擞脕斫忉屨Z音的不規(guī)則對應，還用來解釋形態(tài)結構劃一的變化。新語法學派的“類推作用”理論對形態(tài)的歷史演變作出了解釋�！霸诨畹恼Z言發(fā)展過程中所看到的形態(tài)因類推而劃一的現(xiàn)象，詞干重新分解和簡化的現(xiàn)象，原有獨立詞匯單位的語法化（以后轉變?yōu)闃嬙~法附加成分和變詞法附加成分）的真實情況，語音現(xiàn)象和形態(tài)現(xiàn)象互相作用的情況等等—所有這些都大大地擴展了歷史語言學家的眼界，使他們有可能更好、更充分地闡明較遠的過去的事實。
新語法學派推進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為結構主義歷史語言學的誕生準備了條件。[5]
5.對歷史語言學的總體評價
19世紀末，語言學的發(fā)展是同否定施萊歇爾的生物主義和保羅的唯心主義連在一起的，強調語言的系統(tǒng)性及語言學的相對獨立性，并力圖確定語言體系的實質，建立語言學學科都 分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些根本原則便已受到了懷疑。歷史比較語法的研究方法先是受到新語法學派，后又受到結構主義學派的沖擊。
歷史比較語法研究方法的優(yōu)點是實用性強，善于吸收外來語文的長處。主要弊病是它依靠歷史比較搞重建而不過問“比較”的實質，僅僅停留在橫向對比上而缺乏歷史發(fā)展的縱向顯示。梅耶也不得不承認，比較語法的方法所提供的不是古代口頭歐語的“重建”，而是歷史上有文獻記錄的那些語言之間的一種有定的對應系統(tǒng)（語言橫向比較）。傳統(tǒng)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通常以具體性（concreteness）和特殊性（specialness）為標志，而結構語言學則是以抽象性（abstraction）和概括性（generality）為特征。傳統(tǒng)語言學卻生硬地用拉丁語的范疇來分析現(xiàn)代歐洲的各種語言，分析內(nèi)容完全無視表達這一平面，這就使其研究難免有教條主義，而結構主義則強調從“表達”和“內(nèi)容”兩個平面的相互作用出發(fā)，去尋找語言的內(nèi)在功能。
【參考文獻】
[1]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2]徐志民.歐美語言學簡史：80-95.
[3]王福祥，吳漢櫻.語言學歷史·理論·方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4]吳安其.歷史語言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2.
[5]A.B.捷斯尼切卡婭.印歐語親屬關系研究中的問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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