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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的史志著錄體例探析-以《隋書》兩《唐書》史志“經(jīng)部”
【關(guān)鍵詞】 目錄學(xué)、史志目錄、藝文志被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作為史志目錄的“藝文志”（或“經(jīng)籍志”），是紀(jì)傳體正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各自著錄一代的國家藏書或著作，[1]可資學(xué)者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在中國古代目錄學(xué)史上亦具重要的地位。一般來說，史志的著錄體例包括圖書的書名、撰注者、注文和內(nèi)部排列與結(jié)構(gòu)等方面的內(nèi)容，它們在各史志的著錄中，既有一定的通例可尋，但有時也會出現(xiàn)一些歧異，本文主要通過考察《隋書》和新、舊《唐書》史志中“經(jīng)部”“《春秋》”類圖書的著錄，對史志的著錄體例作一些比較和探析。
１、關(guān)于書名
《隋書·經(jīng)籍志》“經(jīng)部”之“《春秋》”類載：[2]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舊唐志》載：
《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新唐志》載：
又《解詁》三十卷
此三書實同為一書，然而前后書名卻不盡相同。與《隋志》比較，《舊唐志》增一“傳”字，《新唐志》則承前直接簡省為《解詁》（關(guān)于承前簡省書名，詳見后面敘述）。同樣的情況，又如：
《隋志》載：
《春秋三家經(jīng)本訓(xùn)詁》十二卷（賈逵撰）
《舊唐志》載：
《春秋三家經(jīng)訓(xùn)詁》十二卷（賈逵撰）
《新唐志》載：
《春秋三家訓(xùn)詁》十二卷
同為一書，與《隋志》相比，《舊唐書》減一“本”字，《新唐志》減“經(jīng)本”二字。以上例子，是同一本書的書名，在不同史志著錄中，書名字?jǐn)?shù)有增減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書名自身單獨的變化。還有書名因涉注文而變化：
《隋志》：
《春秋左氏長經(jīng)》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
《舊唐志》：
《春秋左氏長經(jīng)章句》三十卷（賈逵撰）
可見，同一本書，《隋志》在注中說明它的撰注體例（后簡稱“撰例”）是“章句”，而《舊唐志》卻把這個撰例詞附于書名之后，作為了書名的一部分，使同一本書前后著錄時書名相異。
又《隋志》：
《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杜預(yù)撰）
《舊唐志》：
《左氏杜預(yù)評》二卷
這是把注文中撰注者摻入了書名，而使前后著錄書名各異。又有書名字?jǐn)?shù)單獨增減變化和因涉注文而字?jǐn)?shù)增減變化共存者：
《隋志》：
《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三十卷（杜預(yù)撰）
《舊唐志》：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杜預(yù)注）
《新唐志》：
杜預(yù)《左氏經(jīng)傳集解》三十卷
《宋志》：
杜預(yù)《春秋左氏傳經(jīng)傳集解》三十卷
綜上所述，可見同一本書在不同《史志》中著錄時，書名有增字減字的情況，這樣使得同一本書，在不同《史志》中著錄時書名不盡相同，這反映了古書的書名并非很固定，而有著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3]至于該書最初本來的書名，是否就是最早著錄它的《史志》中的名稱，筆者認(rèn)為恐怕也不一定。
《史志》著錄書名還有簡省例。有同一《史志》中因書名相同而承前全省者：
《舊唐志》：
《春秋谷梁傳》十二卷（唐固注）
又十二卷（糜信注）
又十二卷（張靖集解）
《新唐志》：
虞翻注《國語》二十一卷
韋昭注二十一卷
孔晁解二十一卷[4]
《新唐志》：
賈逵《春秋左氏長經(jīng)章句》二十卷
又《解詁》三十卷
《解詁》即《隋志》所錄賈逵《春秋左氏解詁》，此是著者為同一人，承前《春秋左氏長經(jīng)章句》而省“春秋左氏”四字；亦有著者不同而承前省者：
《新唐志》：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
王延之《旨通》十卷
顧啟期《大夫譜》十一卷
李謐《叢林》十二卷
崔靈恩《立義》十卷
據(jù)《舊唐志》，所省書名分別應(yīng)為《春秋旨通》、《春秋大夫譜》、《春秋叢林》、《春秋立義》，此處京相璠以下四書均承前《春秋土地名》而省去“春秋”二字。
從以上可知，同一部書，在不同史志中著錄時，書名可以不盡相同。這是今天我們在使用史志目錄時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
２、關(guān)于撰注者
《隋志》（其中“集部”除外）著錄通例，首列書名，次列卷數(shù)，而置撰注者名于注文中，撰著者名前冠以時代和官銜，失去撰注者名則不注，如：
《春秋經(jīng)》十一卷（吳衛(wèi)將軍士爕注）
《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沖撰）
《春秋左氏義略》八卷
《舊唐志》一仍《隋志》，首列書名，次列卷數(shù)，置撰注者名于注中，但撰注者名前不再冠以時代和官銜，如：
《春秋經(jīng)》十一卷（士爕撰）
《新唐志》則亂無體例，既有置撰注者于注中者；又有冠撰注者名于書名前者，且撰注者名和書名之間有時加“注”、“集”、“集傳”這種撰例詞，有時卻又不加；還有把撰注者名置于書名和卷數(shù)之間者，如：
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春秋谷梁傳》十五卷（尹更始注）
《春秋谷梁傳》段肅注十三卷[5]
考《漢志》著錄，除“詩賦略”外，大部分為首列書名，次列卷數(shù)，置撰注者名于注中，間或有置撰注者名于書名前，如“六藝略”“《春秋》類”：
馮商所續(xù)《太史公》七篇
或列撰注者名于書名卷數(shù)后，如“六藝略”“易”類：
《易經(jīng)》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6]
《漢志》為史志發(fā)軔之作，體例不精尚可原諒，而且隨后的《隋志》即修正了《漢志》的不足，全部首列書名而置撰注者名于注中，使體例統(tǒng)一；《舊唐書》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更進(jìn)一步擴(kuò)大到“集部”中，而使得全書“四部”體例整齊劃一；《新唐志》卻無視前志優(yōu)點，著錄書名時亂無體例，可謂草率成事。后之《宋志》，體例雖不仿《舊唐志》，仍把撰注者名冠于書名之前[7]，但通篇如此，亦自成體例，人名與書名之間不再出現(xiàn)“注”“撰”等字，體例統(tǒng)一，后來《明志》也就采用了這種方法。
３、關(guān)于注文
姚名達(dá)在《中國目錄學(xué)史》中，總結(jié)《漢志》著錄書名卷數(shù)后的小字注文內(nèi)容有七類：一是介紹書之撰人，二是解釋書之內(nèi)容，三是說明書之來歷，四是記書之篇目多寡，五是斷定書之存佚，六是補(bǔ)注書之撰人，七是判定書之時代及真?zhèn)?FONT color=#0000ff>[8]�！端逯尽纷⑽睦^承了《漢志》的體例，但又有所變化，內(nèi)容包括：
一、記書之撰注者，冠以時代、官銜，如：
《春秋說要》十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撰）
二、記書之內(nèi)容及起止，如“史部”“雜史”類：
《梁皇帝實錄》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
《帝王世紀(jì)》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
三、記書之存亡：于六朝圖書，作為注文系于隋代相近圖書或相應(yīng)類目之下，記其存亡，便于讀者因類以求，如：
《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穎容撰。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nóng)鄭眾撰。）
《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達(dá)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亡。）
四、記書之殘缺與完整，如“史部”“雜史”類：
《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
《魏尚書》八卷（孔衍撰。梁十卷，成。）
“史部”之“正史”類：
《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書牛弘撰）
五、附記書之目、錄，如“史部”“刑法”類：
《北齊律》十二卷（目一卷）
《梁令》三十卷（錄一卷）
此外，《隋志》注文中稱撰注者的撰著方法，最常見者為“撰”和“注”，還有“傳”、“章句”、“集解”、“釋”、“箋”等，彼此區(qū)分甚明，互不混用，如：
《春秋經(jīng)》十一卷（吳衛(wèi)將軍士爕注）
《春秋左氏長經(jīng)》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
《春秋谷梁傳》十二卷（范寧集解）
《春秋谷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舊唐志》注文中只記撰注者和撰著方法，撰注者前不再冠有時代和官職，也不再記前代圖書亡佚情況，這樣，使得注文看起來簡明扼要。但在記撰著方法時，雖然和《隋志》一樣大部分都使用“撰”、“注”二字，卻又增用了許多介定并不嚴(yán)格的其它撰注方法,如“集注”、“集撰”、“訓(xùn)注”、“作”、“箴”、“發(fā)”、“述”、“解”、“駁”等，所有這些撰例辭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區(qū)別，有時互相混用，與《隋志》相比，實乃一大退步。如：
《春秋經(jīng)》十一卷（士爕撰）
《春秋谷梁廢疾》三卷（何休作，鄭玄釋，張靖箴）
毫無疑問，《春秋經(jīng)》并非士爕所撰，此處《春秋經(jīng)》十一卷應(yīng)如《隋志》所言為“士爕注”，可見《舊唐志》連“撰”和“注”也混用。
《新唐志》沿用了《舊唐志》的缺點，且又時或在注文中介紹撰注者的時代、字號、官爵、經(jīng)歷等，使得體例更加駁雜不一。
《宋志》吸收了《舊唐志》簡明的特點，又由于《宋志》把撰注者名全部冠于書名之首，不再置于注中（若同一本書既有撰者又有注者，則置注者名于注中，見注[5]），所以《宋志》注文比《舊唐志》更加簡省，只偶爾寥寥數(shù)字記書之內(nèi)容、別號、注者等，所著錄的書目，絕大部分就只記撰注者、書名、卷數(shù)而不再有注文。《明志》即全仿《宋志》。
由上述可知，史志著錄書名卷數(shù)后面的注文，就其發(fā)展的過程來說，總趨勢是由繁到簡，其中《漢志》為首創(chuàng)，至《隋志》而注文最繁，體例最善，至《宋志》注文最簡。至于繁、簡的優(yōu)劣，此處不詳加討論，應(yīng)該說各有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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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４、關(guān)于內(nèi)部排列與結(jié)構(gòu)
《漢志》把著錄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shù)數(shù)”、“方技”六略，《隋志》以后各史志把圖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每部（略）又分小類，各史志小類在著錄圖書時，圖書在各史志小類中的排列與結(jié)構(gòu)有所不同。
《漢志》和《隋志》著錄，都是一部書就是一個著錄單位，書名相同或撰注者相同的書，各自獨立作完全著錄，互不干聯(lián)，不加減省，如：
《漢志》“六藝略”“小學(xué)”類：
揚雄《蒼頡訓(xùn)篡》一篇
杜林《蒼頡訓(xùn)篡》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隋志》：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經(jīng)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
《春秋谷梁傳》十六卷（程闡撰）
《春秋谷梁傳》十四卷（孔衍撰）
《春秋谷梁傳》十二卷（徐邈撰）
到《舊唐志》著錄，撰注者相同，其書仍各自獨立著錄，各自在注文注明撰注者，并不將此人所有的著作都排在一起，省去撰注者名；有書名相同，則排列在一起，省去書名，如：
《春秋谷梁傳》十三卷（孔衍訓(xùn)注）
又十二卷（范寧集注）
又十三卷（徐乾注）
但有時也稍有例外（這種情況很少），如：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左丘明撰）
《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二十二卷（王肅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注）
這種在內(nèi)部排列結(jié)構(gòu)上，把書名相同者排列在一起，已不同于《漢志》、《隋志》以一部書就是一個著錄單位的作法，這些書名相同而排列在一起的圖書，已不再彼此獨立無關(guān)，而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一組書目，實際上已有編定書名索引的意向了[9]。
《新唐志》著錄，撰注者相同，則將此人所有的書排列在一起，省去重復(fù)的撰注者名，已有人名索引的意向，如：
杜預(yù)《左氏經(jīng)傳集解》三十卷
又《釋例》十五卷
《音》三卷[10]
又：賈逵《春秋左氏長經(jīng)章句》二十卷
又《解詁》三十卷
《春秋三家訓(xùn)詁》十二卷
此種體例，最為不當(dāng)，首先是書名部分承前而省，易使人認(rèn)為此簡省名即其書之本名，若不細(xì)心查閱則難知其書本來確切的名字，如《音》三卷，若不是《隋志》、《舊唐志》著錄有杜預(yù)《春秋左氏傳音》，則不知《音》為何物。其次，同一撰注者有多種著作，只于緊接著的第二本書前加“又”字，其它書名前一概不加，如上面所列《音》三卷，又極易讓人誤解此書為失去姓名之別一撰注者所著。這種缺點在《宋志》中得到了糾正，首先是《宋志》不再部分省或全省書名，全部著錄書之全名；其次是，中華書局的校點本在撰注者相同，將其著作排列在一起省去撰注者名時，不管緊接著的第二部書前有“又”字還是沒有，均低一字排列，第二本書前若有“又”字，第三本書則比第二本書又低一字排列，這樣使人一目了然，再不會使人產(chǎn)生誤解，如：
劉敞《春秋傳》十五卷
又《春秋權(quán)衡》十七卷
《春秋說例》十一卷
《春秋意林》二卷
《明志》著錄，撰注者相同，其著作亦集中著錄，在中華書局的點校排印本中不再提行單列，而是系于此人之下，一貫到底，如：
陸粲《左傳附注》五卷、《春秋左氏觿》二卷、《胡傳辨疑》二卷
可見，各史志小類在著錄排列圖書時，總的說來體例基本一致，但在具體著錄與排列的細(xì)節(jié)上又各有不同，如上所述，這些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書名、撰注者、注文、內(nèi)部排列與結(jié)構(gòu)等方面。在體例上，一方面，各史志之間既有繼承沿用的關(guān)系，有對前面史志體例上的優(yōu)點加以繼承的，也有對缺點加以繼承的；另一方面，又各自有所發(fā)展，并不完全拘縛于前面的史志體例�？偟恼f來，每部史志各有長短，然而在體例上，無疑，《新唐志》可算是最為亂而不當(dāng)者。
以上所述，是筆者翻檢各史志“春秋類”著錄書目時所作的比較，所以幾乎所有的論據(jù)都只取自這一小類中，因此上面的某些結(jié)論有時也許并不完全適合于史志中所有的圖書（如一些“集部”圖書），在一些論據(jù)與論點上因為受到范圍限制而帶來的缺憾，懇切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補(b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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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1]但并不是每一部正史都撰有“藝文志”或“經(jīng)籍志”，二十四史中的史志目錄，共有以下六種：《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和《明史·藝文志》。其中，前五者均為記一代藏書（包括前代傳存下來的圖書和當(dāng)代的著作），僅《明史·藝文志》為記明一代著作。
[2] 以下各史志均簡稱《××志》，未標(biāo)明部類者，均指該史志的“經(jīng)部”之“《春秋》”類。所引各志皆依據(jù)中華書局點校的二十四史本。
[3] 這種不確定性，大概和這樣一個現(xiàn)象不無關(guān)系，即：書名或者一個固定的書名，對于中國早期的書籍（在時間上可晚至漢魏）來說并非至關(guān)重要。古書不但可以不題以書名，有時連作者名亦不簽署。這一點，已為諸多學(xué)者論及。
[4]中華書局本《新唐志》標(biāo)點為：
虞翻注《國語》二十一卷
韋昭《注》二十一卷
孔晁《解》二十一卷
正因不明此例而誤。中華書局1975年，第1440頁。
[5]中華書局標(biāo)點本《新唐志》誤點為：《春秋谷梁傳》段肅《注》十三卷。
[6]此據(jù)中華書局標(biāo)點本1962年，第1703頁。疑“施、孟、梁丘三家”為注文，依據(jù)《漢志》的著錄體例應(yīng)標(biāo)點為：《易經(jīng)》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7]同一本書既有撰者又有注者，則把注者置于注文之中，如：崔升《春秋分門屬類賦》三卷（楊均注）
[8]見姚名達(dá)《中國目錄學(xué)史》之“體質(zhì)篇”，商務(wù)印書館，1957年版，第162頁。
[9]《漢志》、《隋志》雖也有把書名相同者排列在一起的情況，但它們彼此之間各自獨立，將它們彼此分開亦毫無影響，只是一種無意識地排列在一起；而《舊唐志》則是有意識地將書名相同者排在一起（盡管可能也許只是為了著錄的方便），（由于省去書名）若將它們彼此分開，則將使查閱者大惑不解了。
[10]《新唐志》又有杜預(yù)《左氏杜預(yù)評》二卷，卻并不列于此。此乃《新唐志》體例不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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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正史中的史志著錄體例探析-以《隋書》兩《唐書》史志“經(jīng)部”】相關(guān)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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