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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悲劇各標志的演變脈絡分析
【內(nèi)容提要】悲劇標志指的是它的人物、沖突和結局等,這是它區(qū)別于其它藝術形態(tài)的地方。自亞理斯多德總發(fā)其端、黑格爾實質(zhì)突破之后,它至今仍是人們熱衷的話題。本文大致梳理了悲劇各標志的演變脈絡,評論了當今諸說的得失,推測了它在21世紀里的可能走向。
【關 鍵 詞】悲劇/標志/沖突/效果
【正 文】
悲劇作為一種源起最早的戲劇形式,自古希臘之后,始終是人們熱衷的討論話題之一。討論的中心是悲劇的標志,這是它的特征,是它賴以存在的方式,是它區(qū)別于喜劇以及正劇的地方,是它獨具的形態(tài)?偘l(fā)其端的是亞理斯多德,他就悲劇主角、悲劇情節(jié)、悲劇結局、悲劇風格、悲劇效果等一系列特性或標志作了開創(chuàng)性的論述。沿著這一軌跡,在延綿二千多年的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有許多論述,或承傳應和,或發(fā)展豐富,各各留下了自己的洞察痕跡和時代印記,一步一步地推動著悲劇適應社會的需要。站在世紀之末,回顧悲劇標志諸說的大致歷程和態(tài)勢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將有助于新世紀的悲劇建設。
誰來充當悲劇的主角?
怎么樣的人物充當了戲劇的主角?這是識別悲劇抑或喜劇的一個重要標志。亞理斯多德在《詩學》里指出:“喜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壞的人,悲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好的人”,這好人是“名聲顯赫”的,可是“犯了錯誤”,“陷于厄運”(注:亞理斯多德:《詩學》。)。
亞氏說悲劇主角應是“名聲顯赫”的人,是以古希臘的悲劇實踐為根據(jù)的。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主角是天神,《波斯人》是國王;索?死账沟摹抖淼移炙雇酢分鹘鞘菄酰栋蔡岣昴肥枪骱屯踝;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的主角是公主,《特洛亞婦女》是皇后;除少數(shù)外,大都為神話、傳說里的人物或歷史上的名門望族。亞氏對悲劇主角應有的地位身份的總結產(chǎn)生了久遠的影響:西班牙劇作家維加說,“喜劇討論的是卑賤的和平民的種種行動,而悲劇則是王室的和高貴的行動”(注:維加:《當代編劇的新藝術》。);法國批評家布瓦洛說悲劇的主人公必須是“上流”人物(注:布瓦洛:《詩的藝術》。);英國詩人德萊登說, 悲劇“必須是偉大的行為,包括偉大的人物,以便與喜劇相區(qū)別,喜劇中的行為是瑣屑的,人物是卑賤的”(注:德萊登:《悲劇批評的基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充溢著資產(chǎn)階級人文主義思想的莎士比亞,他的著名悲劇《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里的主角仍是國王、王子及貴族,仍然沒有跳脫出悲劇主角的傳統(tǒng)觀念。直到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狄德羅為適應已露頭角的資產(chǎn)階級需要,提出了悲劇除以“大人物的不幸為主題”外,還可以寫“大眾的災難”之后(注:狄德羅:《論戲劇藝術》。),悲劇主角才一改以往由帝王將相一統(tǒng)的局面,例如席勒的《陰謀與愛情》、易卜生的《娜拉》、小仲馬的《茶花女》,主角都是社會上的小人物。
中國的悲劇從開始就沒有這種限制,它的主角可以是大人物,《長生殿》的主角是君主和妃子,《趙氏孤兒》的主角是忠臣與權奸,也可以是小人物,《竇娥冤》主角是貧苦低微的婦女,《桃花扇》的主角是妓x與蕩子。現(xiàn)代以來,依然如此,不少悲劇的主角均屬普通人物。
照例說,中國十三世紀和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悲劇實踐和理論,早已宣告了悲劇主角應是“名聲顯赫”的人物成了老皇歷,已經(jīng)陳舊和過時,然而當代美國的某些學者卻提出了“悲劇衰亡”、“悲劇殞滅”的說法,理由之一,便是沒有國王的時代里是沒有悲劇主角的,他們否認日常生活里的悲劇性,不贊成悲劇主角的平民化。事實上,就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就有一部轟動的寫普通人的悲劇《推銷員之死》,劇作家阿瑟·密勒指出,“我深信普通人就像帝王一樣宜于作為最高意義的悲劇題材”,當有人攻擊《推銷員之死》為“假悲劇”時,他被激怒了,說:這些評論是被“許多至今陰魂不散、冗長沉悶的舊定義”蒙蔽了眼睛(注:阿瑟·密勒:《悲劇和普通人》。)。應該面對實際,除了描寫歷史題材之外, 悲劇主角為普通人是不可逆轉(zhuǎn)的。
現(xiàn)在,回到悲劇主角為“好人”的標志上。其實,這是亞理斯多德更為重視、更為強調(diào),也是他在古希臘悲劇里發(fā)掘出的更為本質(zhì)、更有價值的標志。《詩學》里反復多次地講了摹仿對象有“好人”與“壞人”之分,悲劇摹仿的是“好人”。這雖是一個聯(lián)結著歷史的、階級的、倫理道德的概念,卻具有永恒的通用性和廣泛性,無論王室貴族或平民百姓,無論地位顯赫的大人物或平凡庸碌的小人物,都有好壞之分、美丑之別,盡管這個“好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并犯有錯誤或過失,但他行為上總有順應社會發(fā)展的東西,靈魂上總有符合人性人道的東西,那么,這“好人”便可以成為悲劇主角。亞氏排除了“壞人””特別是“極惡的人”作為悲劇主角(注:亞理斯多德:《詩學》。), 這在二千多年來不斷受到贊同的回應,并且仍是現(xiàn)代主導的悲劇主角觀。
當然,這個標志并非沒有受到挑戰(zhàn),通常舉出的例子便是莎士比亞的《麥克白》。這個麥克白,是個野心家,弒君篡位,是個暴君,屠戮異己,最后是眾叛親離,斃命于劍下。對此劇,眾說紛紜,可是認為它是個悲劇卻又是一致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還特為給這類戲劇起了個“罪行悲劇”的名稱(注: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崇高與滑稽》。)。那么,這不是“壞人”成了悲劇主角嗎? 應該說存在著它的理論支撐,例如布拉德雷就說過有“好人的悲劇”也有“壞人的悲劇”(注:布拉德雷:《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別林斯基說過“悲劇不僅表現(xiàn)生活的肯定, 并且也表現(xiàn)生活的否定”(注:別林斯基:《智慧的痛苦》。)……比較起來,陳瘦竹的說法更符合實際,他說:“我們憎惡他(麥克白)的野心及由此而犯的罪行,但又覺得這個藝術典型不是一個單純的‘極惡的人’”(注:陳瘦竹:《悲劇漫談》。)。是的,麥克白曾經(jīng)是一個拯救了國家、立過功勛、受人愛戴的大將,只是后來在他人的蠱惑、挑唆和煽動下,才使他潛伏的野心膨脹起來,他原本也有是非善惡的觀念,即使在他一步步走向罪惡深淵之時,一面瘋狂殺人,一面又哀嘆自己的墮落,一面行惡和犯罪,一面又陷入了矛盾和痛苦,這是一個良知尚未泯滅殆盡的人的毀滅,而并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亞理斯多德的悲劇主角觀是有彈性或區(qū)間的:好人——三七開的好人——對半開的又好又壞的人——非極惡的人。這最后的底線或堤岸:“極惡的人”不能充當悲劇主角,仍是應該守護而不能沖垮的。
這里,受到的啟示是:在當今新舊交替并有反復的時代,一方面可以寫新生力量剛抬頭,就被垂死勢力壓下去的悲劇,并以這種英雄悲劇為主旋律來激勵群眾;一方面也可以寫新生營壘里的某種人經(jīng)不住舊思想的腐蝕而被拉過去,并以這種罪行悲劇為補充來警策群眾。
它是怎樣的一種矛盾沖突?
戲劇的矛盾沖突,是經(jīng)過了歷代劇作家的自發(fā)實踐之后,才被逐步總結出來的。亞理斯多德只是觸碰到情節(jié)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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