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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闡釋視閾
沈從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闡釋視閾：“人類”意識及其人類本體
本章內容提要：沈從文作為二十世紀卓然獨立的優(yōu)秀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思想的成熟有一個過程：從創(chuàng)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闡釋到創(chuàng)作后期的國家民族整體文化理解與闡釋，再提高到創(chuàng)作晚期的人類整體文化理解與闡釋。他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達成同步同構、相佐相證。在創(chuàng)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從文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以人類代言人的身份，把關愛人類的生存及其發(fā)展作為旨意，體現(xiàn)了強烈的“人類”意識。本章擬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沈從文的文化闡釋視閾中的“人類”意識、人類代言人的文化身份與人類本體論的創(chuàng)作思想進行理解和再闡釋。
歷經(jīng)磨難的人類走到今日，終于奏出和平與發(fā)展的主調，異質文化多元互補交相融合，由對立、沖突走向和諧，之間的交流互補終于成為人們的共識，文化相對主義思想已被普遍接受。在這種文化共識被普遍接受的廣袤背景之下，沈從文的文化思想為當下多元文化的沖突與整合問題的思考提供了參照，因此他的文化思想的現(xiàn)實意義愈發(fā)凸現(xiàn)出來。在他的創(chuàng)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從文在對城市——鄉(xiāng)村、中心——邊緣、漢文化——少數(shù)民族文化、儒家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強勢文化——弱勢文化、西方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等二元對立進行自覺的文化反省、批判時，他已站在“人類”的視野之下對各種文化形態(tài)進行比較分析。他認為，這些二元對立的文化間的差異不能視為不可逾越，而應視之為文化多樣共存的基礎，從而使文化的二元對立走向文化的交融互滲。這樣，我們可以把沈從文的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闡釋作為文化相對主義思想的先聲。由于他站在跨民族文化、國家民族整體文化甚至人類整體文化的高度，沈從文的這種多元互滲整合文化觀便具有一種世界性。比利時學者J•雷米在倡導文化雙向對比而交流時強調“不同文化交流過程中存在著共同的文化因素，而各種文化又包含著各自的特色。文化交流中的這種‘共性’與‘個性’的結合導致這樣一種結果：邊界這個概念不再被視為一條鴻溝，而被看作是各種文化的邊緣。邊界成了一個中性地帶，在這里，文化交流得以順利進行。”[76]在這種文化對比、互滲交融的文化接受語境之下，沈從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的世界性、文化觀的深邃性逐漸被人們發(fā)現(xiàn)和認識。沈從文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的世界性、文化觀的深邃性具體體現(xiàn)在他持有強烈的“人類”意識，成為了人類整體文化的代言人。作為以人類為本體進行文化理解、文化闡釋的一個高級階段，沈從文在他的創(chuàng)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真正實現(xiàn)了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的整體突破與融合。具體地說，他在經(jīng)歷從創(chuàng)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闡釋到創(chuàng)作后期的國家民族整體文化理解與闡釋后，終于提高到創(chuàng)作晚期的人類整體文化理解與闡釋。
5、1 沈從文文化闡釋視閾中的
“人類”意識和人類代言人文化身份
有學者認為“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超越自身的象征意義，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人類歷史舞臺的縮影。”[77]“他的湘西成了國家問題背景下的鄉(xiāng)土中國之代表以及考察人類心理和精神問題的微觀世界”[78]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之所以具有世界性，就其思想內涵的深度而言，在于其實現(xiàn)了對人及人類的執(zhí)著的終極關懷，滲透著“人類”意識。“人類”意識是一種全人類性的價值觀。“所謂全人類價值觀，就是人類為了自身更好的生存和發(fā)展，所普遍形成的信念是人類公認的價值原則和行為準則，反映了全人類共同的利益需求，因而它具有普適性，可以為全人類共享”。[79]這種“人類”意識，在今天看來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人的基本人文價值取向和基本的人文素養(yǎng)，但在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時代，它卻受到了種種非難，被斥之為抽象，或加之以人性抹煞階級性的罪名。沈從文不改變初衷，他的價值取向始終指向人，指向人類這一終極目標。他擔當?shù)氖且粋�知識分子的真正使命，這種真正使命是“高度關注人類一般的實際發(fā)展進程，并經(jīng)常促進這種發(fā)展過程。”[80]這種“人類”意識從思想方向主導著沈從文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應該說，這也是沈從文契合世界文化發(fā)展潮流，超越時代、超越一般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原因之一。
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思想走向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的轉換是一致的。沈從文的文化理解及闡釋的視閾是從湘西本土文化到民族國家整體文化的提升，文化身份由特定民族到中華民族身份的確立，與其文化身份、文化闡釋視閾轉換同步的創(chuàng)作思想也在進一步走向升華；他逐步突破了自己的華族視野，走向“人類”意識的自覺，成為“人類”的代言人。沈從文具有強烈的“人類”意識，以“人類”的代言人作為其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身份，他始終堅持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去關愛蕓蕓眾生中人類的情愛、意識、理想所表達出的各種生命形式、生存的本真狀態(tài)和終極價值。因此沈從文對人類懷有“不可言說的溫暖”、“洞徹心肺”的同情，還有他鐘情于人類未來理想之境所持有的堅韌不拔的生命理念。而沈從文的“人類”意識正實現(xiàn)了對湘西本土、中華民族國家的群體、階級的超越，把人看作是“類”的存在，這是一種“世界主義意識”。文史學家發(fā)現(xiàn)，在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進化論為主的人類學思想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培育出了空前的“世界主義意識”。在魯迅、茅盾、周作人、鄭振鐸等人著手編輯的“世界文學大系”收集、翻譯、研究多國神話、童話小說的背后，可以看到受進化論影響而孕育出的世界一體的觀念的歷史人類學、心理學等新領域在中國文化各個層面的廣泛拓展，都有助于鼓舞這個信念：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比之將人類作為一個特殊的種族或民族來判斷，是一種更進步、更明智的思想方法，這是20世紀西方知識分子的普遍信念，并且在中國部分知識分子的文化思想中也反映了出來。[81]人類學作為“研究人類的學問”，也在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中逐步從早期的關注原始文化走向關注后來的現(xiàn)代人的生存，又從關注現(xiàn)代人的生存走向關注現(xiàn)代人的靈魂世界，這就是人類學本身的歷史進展與深層向度。兩相比較，沈從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及其創(chuàng)作思想的轉換是和人類學學科本身進展的歷史過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人類學寬闊視閾普遍拓展的文化接受環(huán)境下，沈從文的文化闡釋視閾已經(jīng)超越了湘西文化本土立場，走向了對國家民族文化甚至全人類整體文化的反思、批判與重建。
5、2 沈從文文化闡釋視閾中的生命和藝術之思
沈從文在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所寫的一系列哲思散文中，到處流淌著對人的生命的沉思。一般認為，他的人生觀的核心內容就是生命觀。沈從文是將人生的生活形式界定為生活與生命的二元對立和互補。在人的生活層面，文化精神的特征是自在自發(fā)；而處在更高層面的生命是自為的，走向自由自覺的，以理性觀照自我、他人與社會，超脫于生活，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實現(xiàn)自我存在的真正的價值。再進一步而言，沈從文認為，個體的生命只有在和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關聯(lián)在一起才能真正實現(xiàn)生命的最高性質——人的神性。具有神性，是人性最本真的理想境界。神性作為生命的最高表現(xiàn)層次，在對生命體驗時，是燃燒的激情、激蕩的靈魂；在藝術精神的歸聚時，則指向人類的理想之境的生存意義。沈從文洞悉了現(xiàn)代文明和傳統(tǒng)理性對人的生命本真態(tài)的扼殺，他認為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和傳統(tǒng)儒家理性文化是實現(xiàn)不了對于人的生命的關懷的，相反，還可能激發(fā)人的生存和世界的存在的各種矛盾。“當前是全人類的命運都交給‘偉人’與‘宿命’的古怪時代，是個爵士音樂流行的時代，是美丑換題的時代，是個用簡單空洞口號支配一切的時代，思想家不是袖手緘口，就是為偉人貢諛，替宿命辯護……”[82]心憂天下，關愛人類，使沈從文充滿了焦慮意識，由人生百相、人類生存實景而生痛苦，由痛苦而走向哲學式的玄思默想。沈從文確已漫步到了世界的邊緣，在邊緣處對人類的生存圖景進行感悟。在邊緣處，他看到了人性的墮落，尤其是知識分子因為人性的墮落而喪失了知識分子應有的“為天下憂、為百姓代言、立言”的職責，知識分子在功名利祿前節(jié)節(jié)敗退不自守，終于沉論：“倦于思索，怯于疑否，茍安于現(xiàn)狀的種種，加上一點為賢內助謀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對武力和權勢形成的一種阿諛不自重風。”[83]面對世人中作人的興趣或理想的減少，面對著猥瑣粗俗現(xiàn)象的無法逃離，面對著平凡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得失衰榮，面對著“無剪裁的人生”，面對理想在現(xiàn)實面前所遭遇的限制、挫折、毀滅，沈從文從沉痛中奮起，于玄思默想無聲處驚雷一聲：“這不成！這不成！人雖是個動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究竟和目的動物不同，還需要尊重。”[84]
面對生命異化失去本真態(tài)的人生百相，沈從文把藝術作為生命走向自然和諧本真的最佳途徑。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穿透人的生活表層形式直達對人的生命存在本質的思考。“人倒很多。到處可以碰頭。樣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營養(yǎng)不足。儼然都生活在一種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情形中。臉部各種官能因不曾好好運用，都顯出一種疲倦或退化神情。在這種人群中散步，我總不覺要胡思亂想，用什么方法可以使這些人都有一點生存興趣哭起來、笑起來？似乎需要一個‘神’，一種‘神話’。有個‘明天’威脅他，‘引誘’他。也許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藝術家，文學家，來創(chuàng)造神與神話。”[85]對沈從文來說，發(fā)展中的生命的變化、矛盾、毀滅都是常態(tài)，而生命本身不能凝固。生命如何走向永恒，“惟轉化為文學，為形象，為音符，為節(jié)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tài)，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xù)。”[86]沈從文在這里提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原則：藝術使生命永恒。沈從文是將藝術視同一種生命存在。在社會發(fā)展中，人的生命發(fā)展得以永恒。他認為，凡是人類對于生命青春的歌頌，向上的理想，追求生命完美的努力，以及一切文化出于勞動的認識，種種意識形態(tài)，通過各種材料、各種形式，產(chǎn)生創(chuàng)造的東西，都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得到認可、證實，甚至得到鼓舞。因此，“凡有健康生命所在處，和個體和群體生存一樣，都必然有偉大文學藝術產(chǎn)生存在，反映生命的發(fā)展，變化，矛盾，以及無可奈何的毀滅，表現(xiàn)在對這種成熟良好生命毀滅的不屈感慨和分析上。”[87]
可見，沈從文是由人生生存之事實走向對生存之要義的抽象思考的，而其文學創(chuàng)作是其思考的載體。我們知道，藝術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人作為文藝的本體，是因為人是世界的本體，人一方面創(chuàng)造了物質和精神世界，又生存于其創(chuàng)造的世界之中，而在人所造的精神世界中，藝術的地位不可替代，因為藝術更能完整全面地承擔起文化承載之功能，更能深刻地反映我們的存在之根，生命之本。“藝術作品是一種在人類面前展示人類是什么的方式，因而在人類的思想中我們就可以找到藝術作品的普遍需求。”[88]沈從文把文藝視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一種生命表達形式，他認為作家在某種意義上，是比較能夠用開明腦子在客觀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意見表示人生應有之事。“他有思索，他要表現(xiàn)”，“他的不斷寫作，是儼然非寫作不可，就為的是從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樂。”[89]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從生命出發(fā)，從生命具象走向生命抽象哲思。欲寫人，首先得理解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理解首先必從生命所表現(xiàn)的各種形式出發(fā)，從意緒、愛好、感情等生命現(xiàn)象中揭示異化生命生存態(tài)，走向生命本真態(tài)。一般認為，生命現(xiàn)象伴隨人的生命過程，而人作為世界主體的意緒情懷往往獨立于客觀文化而內在于人的生命本身之中，不易物化于文化客體之內，所以不可能從文化對象中把握到。因此生命意義須從生命現(xiàn)象中把握，從而由點及線、由線而面，從總體上去理解人，揭示和敞開人的存在結構，將人從渾渾噩噩的狀態(tài)中解救出來，走向清醒的自我意識的存在。沈從文把情感這種生命表現(xiàn)現(xiàn)象與人生社會的偶然聯(lián)系起來，“情感原出于一種生命的象征，離奇處是它在人生偶然中的結合，以及結合后的完整而離奇形式，它的存在實無固定性，亦少再現(xiàn)性。”[90]他認為社會缺少本真的情感諸如悲憫、真誠的愛等，反而多用理性來扼殺豐富的人性，導致仇恨與戰(zhàn)爭。“人間缺少的是一種廣大偉大悲憫真誠的愛，用童心重現(xiàn)童心。而當前個人過多的，卻是企圖用抽象重鑄抽象，那種無結果的冒險。社會過多的，卻是企圖用事實重造事實，那種無情感的世故。情感凝固，冤毒纏繞，以及由之而生的切齒憎恨和相互仇殺。”[91]因此沈從文把“察明人類狂妄和愚昧”[92]當作最偉大的事業(yè)和積極的工作。
總之，沈從文是把人的生命活動和存在活動當作本體來進行抽象哲思、文化闡釋的核心的。他不斷地在審視自己的人生生存，更在追尋著整個人類的生存的真正價值。這與卡西爾關于“人被宣稱為應當是不斷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個在他生存的每時每刻都必須查問和審視他是生存狀況的生存物。人類生活的真正價值，恰恰在于這種審視中，存在于這種對人類生活的批判態(tài)度中”[93]的論斷不謀而合。
5、3 沈從文文化闡釋視閾中的人類本體論之思
沈從文創(chuàng)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他的文化理解前見走向變化，他的文化闡釋視閾從華族文化整體意識轉向“人類”意識。因此其文化闡釋身份也從華族代言人走向為全人類立言。他立足于人的生命生存及其發(fā)展，對生命的各種具象進行抽象的哲思。這期間他的創(chuàng)作與理論實踐上都以人的生命存在為起點，以人類為本體進行抽象抒情，關愛人類成為這個藝術家、哲人的生命的最后歸宿。沈從文用文學創(chuàng)作承擔了以人類本體為旨歸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的任務。人類本體論要對人的本體存在和基本特質，對人相關的世界作出科學的解釋說明。人是什么，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他與周圍世界是什么關系？等。這里包含了人類本體論的一系列人生觀、世界觀和歷史觀。在人類本體論看來，人是宇宙間最高的生命存在形式，全部人類活動就是永遠運動和創(chuàng)造著的，奔騰不息的生命之流，人這種生命存在物的顯著特點之一是他具有自由自覺的意識和意志，無論是感性活動還是理性活動，無論是思考還是實踐，都滲透著這種自由自覺的意識和意志；即使人身心所存在的那無意識、不自覺的、非理性的一面，也總是成為自由自覺的意志和意識的基礎和潛在力量，并和它結合在一起，投入人的生命創(chuàng)造活動。自由自覺的意識和意志，使人成為宇宙間發(fā)出最強光輝的生命體，人靠著這種光輝照射出宇宙間與人相關的事物的意義和價值。[94]
人類本體論強調從生命的基本感覺而不是邏輯推理出發(fā)來考察人的現(xiàn)象。沈從文的關愛人的生命存在的思想高度是和人類本體論達到一致的，二者共同的實質在于從人的生命的某一現(xiàn)象出發(fā)來理解人的全部本質。“要認識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人的行為之外，就沒有其他途徑了。”[95]而認識人首先得從人的個體的生命出發(fā)。人作為生命的個體毫無疑問首先是一個生物學的個體，有著一切自然生命所共有的特征，他只能存在于自我和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并具有自我選擇、自我調節(jié)和自我反映的功能。但是人作為生命發(fā)展的最高形式，又有不同于一般自然生命的地方，這就在于他有意識，包括對象意識和自我意識。正是這種意識能力，才使得人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動同時當作自己的對象來加以認識和考察，來探索它的意義，評判它的價值。這樣，就使得人在自己生活的物質世界之外有了自己意義的世界。“意義作為我們領悟生命的方式而顯示出它自己的作用的。[96]而人的活動的每一“單個”時刻都應從其整體與個體的共時向度和過去、現(xiàn)在及將來的歷時向度中，從個體與人類的關系中去把握，得出其意義。從整體的共時和歷時向度的關聯(lián)看來，人的自然生命雖是短暫的，但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可以在現(xiàn)實中得到延續(xù)，個體的貢獻可以在人類中得到保留，這樣精神生命可以永恒。所以對個人來說，生存意義比生存本身更為重要。我們說沈從文偉大不朽，是因為他為人、為人類立言而走向永恒，“即將生命的理想從肉體分離，用一種堅固材料和更完美形式保留下來。生命個體雖不免死亡，保留下來的東西卻可望百年長青。”[97]沈從文把關愛人類生命生存為自己生命存在的基礎。沈從文常念及自己對人類的愛：“我會用我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類，解釋得比任何人莊嚴與透入些！我看久了水，從水里的石頭得到一點平時好象不能得到的東西，對于人生，對于愛憎，仿佛全然與人不同了。我覺得惆悵得很，我總浮著得太深太遠，對于我自己，使成為受難者了。這時節(jié)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98]
人類在面對自身身與心、人與外部世界的分離的事實時，在面對人的精神、人的靈魂、人的根基虛無化而環(huán)顧左右無所依恃時，尋求心靈的慰藉及精神的家園，往往走上藝術審美之途或宗教之途。沈從文走向審美之途，通過藝術去恢復、發(fā)展人的感性生命力，通過藝術審美使騷功不安的靈魂說得以安寧，沈從文的文學是為人類的。沈從文這時超越了其個人意識的局限，而深入到了集體的無意識領域之中，其藝術創(chuàng)作不再是作為個人抒寫小我之一時得失哀樂，而是作為人類的靈魂在對全體人類說話，這時“每個詩人都為千萬人道出了心聲，為其時代意識觀的變化說出了預言。”[99]沈從文認為，“一個好的作品照例會使人類得以在真美感覺之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個人消極的從肉體理解人的神性和感性如何相互為緣……�；蚍e極的提示人，一個人不僅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動物肉體基本的欲望，比飽食暖衣保全首領以終老更多一點的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導向一個更崇高的理想上去發(fā)展。這種激發(fā)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fā)展與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征，這工作自然就是人類最艱難最偉大的工作。”[100]基于此，沈從文把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提升人的生存狀態(tài)，解救人類自身敝病的自我贖救之途。藝術是人的一種生命生存和提升方式，“文藝活動作為人的生命本體的活動，必須從人出發(fā)，必須為了人——為了提高人自身，為了完善人自身，為了實現(xiàn)人的價值，為了使人得到高度自由和充分發(fā)展，為了使人更加審美化，更能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大寫的人。”[101]
一般認為，文藝的這種以人走向全面自由為導向的功能是文學作為文化的一個元素的文化超越的功能之所在。一些文化元素在人們的社會化過程中產(chǎn)生的約束力，如倫理、道德、政治、習俗等；另一些文化元素則在人們的想象力和自由意志的基礎上不斷實現(xiàn)突破和創(chuàng)新，文學就是其中的異常活躍的分子。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根據(jù)自己的文化理解，依據(jù)一定的客觀必然性超越現(xiàn)實文化，給文化輸入新的信息。在文學世界里，于精神這個層面上，可從墮落處催人上進，從腐朽中化為神奇，從頹廢處激化斗志，可營造一審美烏托邦。文學的這種文化超前性，給文化注入美的信息，和其他文化元素交換能量，并且在具備一定的現(xiàn)實條件的情況下，導致現(xiàn)實文化的變革。這是沈從文審美烏托邦營造的真正意義所在，他這種人為的烏托邦世界正是為了一現(xiàn)實美好世界的真正出現(xiàn)。因此他作為文化理解和文化閘釋手段的文學創(chuàng)作就具有了人類學性的高度，這是一個藝術家實現(xiàn)人類終極關懷的必然之途。沈從文的文化閘釋視閾中的“人類”意識和在此基礎上的對人的生命生存的哲思，正是在為人類尋找一精神園，是“夢斷桃源”后的“桃源重構”[102]。這種烏托邦式的審美理想，雖為空想，但只有這種對人類生命生存本真態(tài)的建構，才能導引人類上下求索，催人奮進，努力走向生命本真生存態(tài)的生活。因此，藝術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描述事物，而是要激發(fā)人類的情感；它們并非只是傳遞觀念或思想，而是要促使人們去行動。”[103]沈從文創(chuàng)作及其作品的的人類學價值和意義，就在于此。“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104]按照沈從文的對人的理解和思索來對應我們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我們人類能夠獲取怎樣為人的、怎樣關愛自己的信息，這是沈從文對于人類的貢獻，這也是沈從文創(chuàng)作思想的人類性的高度之所在。因此，我們可以補充成為：“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照我為人，可成其為‘人’。”如此說來，沈從文的確是永遠的。
結 束 語
沈從文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現(xiàn)象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對沈從文的解讀，必須把他置放在中國乃至世界二十世紀前后廣闊的文化背景之下。沈從文是獨特的，是因為他的獨特的文化生活經(jīng)歷所形成的特別的文化思想。沈從文的獨特的文化接受背景、獨特的文化理解形成了他的獨特的文化闡釋視閾。他獨特的跨文化生活經(jīng)歷決定了他文化闡釋的選擇和變化的獨特性，而這種文化闡釋視閾的選擇及其轉換的過程正是沈從文文化思想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沈從文文化接受背景的凸現(xiàn)和其思想的表達正是以文化闡釋視閾的選擇來完成的，因此，對沈從文文化闡釋視閾的研究可以成為沈從文文化接受背景研究和思想研究的中介。對于他的文化思想的研究，本論文僅僅只是一條途徑。本論文是對沈從文的文化闡釋視閾的動態(tài)發(fā)展進行分析，其中的階段性的劃分只是根據(jù)他的文化生活經(jīng)歷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的變化特征的一種大致區(qū)分。而筆者的主觀意圖只是想把沈從文的文化闡釋視閾作為理解他的文化思想的一個窗口，一個中介。在研究過程中，筆者常有力不從心之感，一方面是由于學識淺陋又孤陋寡聞，因而常持主觀之見；二方面是因為時間的關系，本人還沒有來得及對沈從文的文化思想的前后過程進行仔細的梳理，從他的文學作品到他的日常書信，我深感我的閱讀是很匆忙的，缺少深度的思考。我特別感到了我的視野的狹窄，未能在和沈從文同時代的作家的橫向對比中去展示他的獨特性。諸多遺憾，只能在以后的學習和研究中去一一彌補了。對沈從文文化思想的研究的路還很長很長，但我想在各位師尊的指導下努力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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