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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心性美學思想探論
一、心的文化與憂患意識
徐復觀著力于中國思想史中所涵貫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抉發(fā)。他說:“中國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說是‘心的文化’”[1],而“心”則被他確認為人的“價值的根源”或“道德、藝術之主體”。這種心的活動,與一般所說的心或心理學上的“意識”并不相同,它作為超越生理欲望的本心而存在。中國的儒家、道家以及后來的禪宗所說的心,是通過一種修養(yǎng)工夫,使心從其他生理活動中擺脫出來,以心的本來面目活動,這時的心才能生發(fā)出道德、藝術和純客觀的認知活動。
“心的文化”鑄就了中國文學的心靈型態(tài)。在傳統(tǒng)的文學思想中,心靈型態(tài)包含著如何解決文學作品的個性與社會性的問題。徐復觀認為孔穎達的《毛詩正義》表達了我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基本看法:“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攬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謂諷。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謂之雅!毙鞆陀^解釋道,所謂“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即是發(fā)抒自己的性情,發(fā)抒自己的個性!耙砸蝗,心乃是一國之心”,這是說作者雖系詩一人,但此詩人之心,乃是一國一心; 即是說,詩人的個性,就是詩人的社會性。詩人的個性何以能即是詩人的社會性? 因為詩人是“攬一國之意以為己心”,“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即“詩人先經歷了一個把一國之意,天下之心,內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個性的歷程,于是詩人的心,詩人的個性,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心,不是純主觀的個性;而是經過提煉升華后的社會的心,是先由客觀轉為主觀,因而在主觀中蘊蓄著客觀的、主客合一的個性!保2]因此,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精神總是籠罩著整個的天下國家,把天下國家的悲歡憂樂,凝注于內心,以形成其悲歡憂樂,再挾帶著自己的血肉把它表達出來,于是使讀者隨詩人之所悲而悲,隨詩人之所樂而樂,作者的感情和讀者的感情,通過作品而融合在一起。
徐復觀在詮釋中國的“心的文化”的人文精神時,還提煉出一個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概念——憂患意識。他認為,從殷周之際開始,中國的人文精神就躍動著憂患意識。從《易傳》看,憂患意識之所以形成,跟周代統(tǒng)治集團與殷紂之間微妙而困難的處境有關。“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是周人在困境中精神自覺及責任感凸現(xiàn)的反映。殷周之際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源于當事者對吉兇成敗的深思熟慮的遠見,憂患意識暗示了成敗得失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而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tài)。所以憂患意識,乃是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fā)生責任感的表現(xiàn),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xiàn)。
徐復觀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以憂患意識為起點,儒道兩家的基本動機都是出于憂患意識。只是儒家面對憂患而要求加以救濟,表現(xiàn)出一種“吾非斯人之德而誰與”的入世精神;而道家面對憂患則要求得到解脫,表現(xiàn)出一種“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的超越精神。
憂患意識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動力,這一觀點是深具慧眼,并且符合文學史實的。徐復觀認為,作為一個偉大詩人的基本條件,首先在于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則性情本身自然會與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
于是,文學創(chuàng)造的基本條件及其成就的深淺大小,來自作者在具體生活中的感發(fā)的程度,再加上表現(xiàn)的能力。一個作者如果有高潔的情操,深厚的同情心,便能有高潔深厚的感發(fā),形成創(chuàng)作的醇美動機,寫出偉大的作品。作者以儒家思想作為平日的人格修養(yǎng),將自己的整個生命轉化、提升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與客觀事物相遇,必然會產生對人生、社會、政治的無限悲情感與責任感。于是,文學創(chuàng)作敞開了無限創(chuàng)作的源泉,超越了那些蠕蠕而動的為一己名利之私的時文。因此,作者若能注重人格修養(yǎng),得“性情之正”,使道德內在化,內在化為作者之心,心性與道德融為一體,由道德而來的仁心與勇氣,加深和擴大感發(fā)的對象與動機,能使作者見人之所不得見,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致言。既宣泄自己的深衷,又直扣眾人的心弦;既發(fā)抒自己的孤憤,又把握眾人的情懷,從而達到真情遠注、腠理入微的理想境地。
二、禮樂之心與盡善盡美
作為現(xiàn)代新儒家,徐復觀首先由音樂探索孔子的藝術精神。他認為,中國古代常將“禮樂”并稱,儒家的哲學思想大半是從樂與禮兩個觀念出發(fā)的。禮樂并重,并把樂安放在禮的上位,認定樂才是一個人格完成的境界。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正如孔子所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可以說,到了孔子,才有對于音樂的最高藝術價值的自覺,而在最高藝術價值的自覺中,孔子建立了“為人生而藝術”的典型。
徐復觀指出,就現(xiàn)在所能看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最明顯而又最偉大的藝術精神的發(fā)現(xiàn)者?鬃硬粌H欣賞音樂,而且對音樂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其證據(jù)是《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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