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真理”

　　[摘要] 從先秦時期開始即以探求“道”為要務，而從古希臘開始的西方哲學則以認識“真理”為目標�！暗馈迸c“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對等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求“道”的取向與求“真理”的取向分別了中西文化的，使兩者之間產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與區(qū)別。有趣的是，在東西方哲學的交匯過程中，一方面中國現(xiàn)當代哲學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逐步接受并確立了“真理”觀；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學特別是后西方哲學中卻出現(xiàn)了顛覆傳統(tǒng)意義上的“真理”觀并實際上向中國的“道”觀靠攏的現(xiàn)象。也許，在中西方哲學的視域融合中，我們可以建構起一種全新的“真理”觀或“道”觀。

　　[關鍵詞]道；真理；先秦哲學；古希臘哲學；

　　一、“道”與“真理”的細微區(qū)別;

　　;;;;;; “道”是中國哲學中具有根本、終極意義的概念。對“道”的不懈探求，是自先秦諸子以來中國哲學的重要。先秦諸子各家各派都在探究“道”，都在論說自己對“道”的理解。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自不用說，以孔、孟為代表的早期儒學也把探求“道”作為崇高使命�？鬃诱f：“朝聞道，夕死可矣！”[1]（《里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盵1]（《泰伯》） 又說君子應當“志于道”，“謀道不謀食”。孟子也說：“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盵2]（《滕文公下》）其他各家人物也都談論、探究他們所理解的“道”。盡管先秦諸子各家各派所謂“道”在具體內容上有許多不同，但相同之處是他們都把探究“道”作為學術的目的，認為無論天地還是人類，都有其“道”；無論做人還是辦事都應當知“道”、有“道”、守“道”、從“道”、順“道”。

　　;;;;;; 先秦諸子們對“道”的熱切探求，與古希臘哲人探究“真理”的態(tài)度頗為相似。古希臘哲人大都把“真理”看作是認識追求的目標。柏拉圖認為，真正的哲學家“就是那些喜歡知道真理的人”[3](p.83)。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的對象就是“適用于一切存在物的”真理。;;; 盡管對于究竟什么是“真理”有不同的看法，如柏拉圖認為真理是某種超驗的、永恒的理念，亞里士多德認為真理是思想和物的符合，但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真理”是人們的知識應當追求的目標，也是人應當服從的。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古希臘哲學是以追求“真理”為宗旨，而中國先秦哲學則是以探求“道”為宗旨。

　　;;;;;; 那么，先秦哲學中所謂“道”，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古希臘哲學中的“真理”呢？人們的確很容易產生這種聯(lián)想并這樣去理解。如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守死善道”，就通常被闡釋為執(zhí)著追求真理、至死堅持真理的精神。顯然，在這種闡釋中，“道”這個概念已經被不言而喻地等同于“真理”。在現(xiàn)代人的學術論著中，也往往用“普遍的原理”、“客觀的規(guī)律”一類來源于西方哲學真理觀的術語來解釋中國古人所謂“道”。

　　;;;;;; 然而，深入仔細加以比較則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中國哲學中所謂“道”與西方傳統(tǒng)哲學中所謂“真理”不無相通之處，但兩者并不是完全對等的概念，其間有著細微卻很重要的差別。這種細微差別恰恰顯示出中西兩種哲學傳統(tǒng)各自的特色。把“道”與“真理”完全混為一談，乃至完全用西方的“真理”概念來解釋和替代中國的“道”，則既混淆了中、西兩種哲學傳統(tǒng)的差異，也遮蔽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固有的特色。

　　;;;;;; 這里且以孔子、孟子所謂“道”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謂“真理”為例，作一些比較，以強調說明“道”與“真理”的不同，并探討這種不同對于兩種文化傳統(tǒng)的深遠影響。

　　;;;;;; “道”與“真理”的細微區(qū)別，大約有如下幾個方面：

　　;;;;;; 1、從語源上來看，“真理”與“道”的本義并無共同之處�！罢胬怼保╰ruth）的意思來源于“真”（true），意指真實地符合某種事實或實際情況。而“道”的本義是指“路”，路是由人走出來并供人走的，引申為比較抽象的意思則指某種途徑與，也是供人運用的。雖然作為哲學概念的“真理”與“道”，跟它們語源學上的本義不完全等同，但兩者之間仍然有著割不斷的內在聯(lián)系�！罢胬怼睆娬{的是客觀的“真”，而“道”強調的是可以讓人照著走，可以供人運用。“道”從源頭上來說，與“真”并無必然關系。其實早期儒家經典里從來不講“真”，《論語》、《孟子》、《詩》、《書》、《禮》、《易》、《春秋》乃至于全部“十三經”中都居然沒有一個“真”字�！罢妗弊质堑搅恕肚f子》書里才突然多了起來，但莊子所謂“真”與“真理”也不是一回事[12]�？梢哉f早期中國哲學典籍中并沒有完全相當于古希臘哲學所謂“真理”的概念。

　　;;;;;; 2、“真理”是被人發(fā)現(xiàn)的，而“道”卻是由人建構起來的。在古希臘哲學中，作為知識對象的“真理”，是“事物不變的本質”。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永恒事物的原理常為最真實原理（它們不僅是有時真實），它們無所賴于別的事物以成其存在，反之，它們卻是別的事物所由成為存在的原因�！盵5](p.34)因此“真理”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只能努力去認識“真理”，發(fā)現(xiàn)“真理”，卻無法改變“真理”，更不能創(chuàng)造“真理”。而中國古代哲學中的“道”卻不同，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季氏》）孟子說：“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2](《告子下》)莊子也說：“道，行之而成�！盵4]（《齊物論》）“道”是由人“弘”出來的，由人“行”出來的。也就是說，這世界上本來沒有“道”，“道”是由人建構起來的。所以在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語匯中，“道”往往是歸屬于人的，如“堯舜之道”、“文武之道”、“夫子之道”、“圣人之道”、“先王之道”等等。

　　;;;;;; 3、“真理”從概念上來說具有唯一性，而“道”卻可以是多元的。盡管呈現(xiàn)在人們知識中的“真理”總是具有相對性的，不同的哲學家，不同的學派所認定的“真理”具體內容也是有差異的，但是“相對真理”總是相對于概念中那個絕對、唯一、不變的“真理”而言的。因此從概念上來講，“真理”應當是唯一的。但在孔、孟的概念中卻并非只有一個絕對、唯一、不變的“道”，而是有不同的“道”，如“圣人之道”、“君子之道”、“楊朱、墨翟之道”。它們相互之間可能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但都不失為一種“道”，甚至還可以“道并行而不�！�。孟子甚至引述孔子的話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盵3](《離婁上》)仁與不仁，都可以是“道”。而在亞里士多德們看來，如果甲是“真理”，則非甲一定是謬誤，排中律乃是最確實無誤的原理。因此“真理”的反面只能是謬誤，不可能有正確與謬誤都是“真理”，或不同的“真理”可以“并行而不悖”的情況。

　　;;;;;; 4、“真理”追問“是”與“不是”，“道”追問“可”與“不可”。在古希臘哲人看來，一種認識之所以為“真理”，是因為它符合其所表達的那個客觀對象，這個對象或是客觀事物，或是客觀的理念。符合的就是，不符合的就不是。亞里士多德說：“每一事物之真理與各事物之實是必相符合�！� [5](p.34)所以追求“真理”就是要追問一個客觀的“是”與“不是”。而孔、孟之“道”卻不太講這種“真理符合論”意義上客觀的“是”與“不是”，而是傾向于尋求在特定條件之下，主客體之間、以及主體間的“適”與“不適”，“當”與“不當”，“可”與“不可”�？�、孟之“道”講“時中”，“時中”就是要根據(jù)不同的時間、地點、對象、環(huán)境來決定什么是適當?shù)模�什么是不適當?shù)�；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如孔子的為官之“道”便是“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2]（《公孫丑上》）。因此，“道”不是某種客觀存在的事物在知識上的對應物，而是由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在人與人、人與環(huán)境的互動中建構起來的適當?shù)年P系。

　　;;;;;; 以上的比較意在說明“道”與“真理”之間有重要區(qū)別，二者不可混為一談。但這并不意味著否定“道”與“真理”之間也有相通的方面，例如都具有普遍性、客觀性等。因為本文的重點在于談“異”，所以“同”的方面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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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求“道”的文化與求“真理”的文化

　　;;;;;; 以追求“真理”為導向的古希臘，與以追求“道”為導向的先秦哲學，對后來中、西文化的都有著深遠的，形成了各具特質的兩大文化傳統(tǒng)。哲學作為文化精神的核心，對整個文化的發(fā)展顯然有著重要的影響。而求“真理”與求“道”的差別，對后來中西文化不同特征的形成和發(fā)展也有微妙的影響，以“真理”為取向的文化與以“道”為取向的文化，各自都有一些利弊長短。概括說，兩者的差異表現(xiàn)在如下三個方面：

　　;;;;;; 1、以“真理”為取向，使適于與技術發(fā)展的科學理性精神趨于發(fā)達；以“道”為取向，使適于倫說和人文發(fā)展的實踐理性精神趨于發(fā)達。自然科學的對象是客觀的、外在的，“真理”也具有客觀外在性。自然科學就是要找出那個客觀的“是”，“真理”也就是那個客觀的“是”。這種客觀的“是”從理念上來講是不摻雜人為因素的，不以人的喜怒哀樂為轉移，也不會因人的主觀需要而改變。所以研究自然科學，須以認定“真理”存在的信念為前提。而社會人文領域雖然也有一些客觀的，但這里所謂客觀只是對個人而言的客觀。而對“我”而言的客觀，其實往往是由許多其他的“我”的主觀構成的。因此，就人類社會和人文領域作為一個整體而言，任何規(guī)律都已經包含了人的實踐行為和意識活動的介入，都脫離不了人為的因素。如果沒有人的實踐行為和意識活動，社會人文領域本身就不存在，當然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會人文領域的客觀規(guī)律。因此在社會人文領域其實并不存在古希臘意義上的“真理”，有的只是先秦儒家意義上的“道”；沒有絕對外在于人的客觀的“是”，只有主客體互動情境中“合內外之道”的“可”。

　　;;;;;; 2、以“真理”為取向，易于培養(yǎng)一往無前的進取心，但也易于形成獨斷；以“道”為取向，易于形成兼容并蓄的寬容，但也容易流于圓滑散漫乃至于相對主義。認定了有一個客觀的不變的“真理”，并相信人最終能夠認識或得到這個“真理”，故義無反顧，一往無前。好比一個人認定了山頂上有金子，所以不顧一切，只管拼命往山頂上攀登。而求“道”的人卻好像只是到山中來，只求找一條路，既可以看到好風景又能避開危險一步一步走穩(wěn)走好。求“真理”的人一旦自以為找到了“真理”，便容易形成獨斷，否定其他人的學說，并且只有在否定了其他人之后才能確證自己所發(fā)現(xiàn)的為“真理”，因為“真理”是唯一的。故追求“真理”為取向的學術史，較多呈現(xiàn)為對前人的否定與批判，不斷用新的“真理”取代舊的“真理”。而求“道”的人往往并不絕對否定他人的“道”，善于在不同的“道”之間求同存異，特別對前人的“道”懷有十分的敬意，善于接著前人走出來的“道”繼續(xù)走。故追求“道”為取向的學術史呈現(xiàn)出返本開新、兼容并蓄、融會貫通的特征。但其流弊則是容易形成認識上一味容許“見仁見智”差異的散漫，行為上“無可無不可”的圓滑，甚至于走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對主義。

　　;;;;;; 3、以“真理”為取向更關注于最終目標，為了達到最終目標甚至不擇手段；以“道”為取向比較重視過程本身，對于最終的結果有時倒不十分計較。追求“真理”因為最終目標明確，并且目標具有終極價值，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好比撒網(wǎng)捕魚，目的只在于得到魚而已。而求“道”的人卻好像姜太公以直鉤釣魚，愿者上鉤，是否能釣到魚無所謂，重要的是“釣”的過程本身。崇尚“真理”的文化往往以最終結果論成敗，故易于刺激人不顧一切奮力追求，因而使得社會整體上在“發(fā)展”、“進步”的歷程中表現(xiàn)出比較高的效率。崇尚“道”的文化則往往能“不以成敗論英雄”，一個人如果因為堅持“求之以道”而未能達到、或未能像其他人那樣快地達到某個既定的目標，是應當?shù)玫酵�情與贊賞的。因為他即使沒有成功，也已經“得道”，“得道”就是“有德”。換句話說，“道”與其說是某個最終目的，不如說是通往這個目的的整個過程本身。但也正因為對過程本身的關注甚于對具體結果的關注，求“道”的文化在“發(fā)展”、“進步”方面，面對以數(shù)字為手段的量化衡量標準仿佛顯得效率不高。;

　　三、中西哲學交匯中的“真理”與“道”;;

　　;;;;;; 上述關于“道”與“真理”之差異的比較只是將其差異的方面突出來說的，并不否認兩者也有相通或者相同的方面。實際上任何關于不同文化差異的比較得出的結論，都不難找出一些例證來加以駁難和否定。這并不奇怪，因為不同文化相互之間的差異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畢竟同屬于人類文化，相同的方面會更多。雖然如上所述，“道”與“真理”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在古代思想家對“道”的探求中，也并非完全不包括對“真理”的探求，“道”有的時候也包含有近似于“真理”的意義。如先秦道家著作中有時會用夸張的描述把他們的“道”神話為“先天地生”的“常道”或“恒道”；漢代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6](董仲舒?zhèn)?，試圖將“道”說成是永恒不變的東西；宋儒在對儒家之道的探求中體貼出“天理”二字，強調“天下只有一個理”[7]（p.196） 。特別是近、以來受到西學東漸影響的中國哲學，更是有意識地確立并不斷強化著“真理”的觀念，以至于在哲學乃至一切學術研究中，都堅信有“真理”并以發(fā)現(xiàn)真理作為無庸質疑的目的。

　　;;;;;; 然而，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哲學卻出現(xiàn)了一股以反西方傳統(tǒng)哲學為特征的“后現(xiàn)代”思潮，這種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西方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真理”觀的顛覆。經過這種顛覆之后，西方哲學家對“真理”的理解，在筆者看來其實是向中國古代哲學對“道”的理解靠攏了。

　　;;;;;; 后現(xiàn)代主義的西方哲學對西方哲學傳統(tǒng)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試圖跳出西方傳統(tǒng)哲學的藩籬，顯示出當代西方哲學發(fā)展的一種新轉向。幾千年來的西方哲學以發(fā)現(xiàn)終極實在，建立絕對真理的知識體系為己任，而后現(xiàn)代主義卻舉起反本質主義和反基礎主義大旗，從根本上否定了作為世界基礎而存在的終極本體及其絕對真理，倡導多元性、不確定性、無序性、矛盾性等。他們反對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對傳統(tǒng)“真理”觀所假設的那些不證自明的、具有終極真理意義的觀念或概念進行解構，否定“真理”具有脫離人的思維和實踐而獨立存在的客觀實體性。在西方傳統(tǒng)哲學家那里，真理本身同人的目的、需要和興趣等毫無關系，人們必須不帶任何成見去研究才能發(fā)現(xiàn)真理。然而，在后現(xiàn)代主義者看來，真理并不是被發(fā)現(xiàn)的，而是被構造的。“人類利用他們所制造的語言來構成語句，從而制造了真理”[8]（p.19）， “真理也是人類所造” [8]（p.34）。這不禁使人聯(lián)想到中國古代哲學所謂“人能弘道”、“道行之而成”。在后現(xiàn)代哲學家看來，“真理”作為被人們構造出來、發(fā)明出來的應付環(huán)境的一種信念，其價值并不在于這種觀念同某種與人的目的無關的實在是否符合，而在于它同人們已經持有的信念是否會發(fā)生沖突。一個信念只要與其余的大多數(shù)信念不發(fā)生矛盾便是真的，用羅蒂的話來說：“所謂‘客觀真理’，恰恰只是我們當前有關如何說明發(fā)生的事物的最佳觀念之謂�！盵9](p.359) 換句話說，“是”與“不是”的意義已退居其次，重要的在于“當”與“不當”，“可”與“不可”。

　　;;;;;; 在在后現(xiàn)代主義和闡釋學者看來，哲學的目的已經“是維持談話繼續(xù)進行，而不是發(fā)現(xiàn)客觀真理” [9](p.352)。因為建立在認識與對象“符合”基礎上的真理并不存在的。不是認識，而是“存在”才有資格背負真理之名。如海德格爾所說：“真理就根本沒有認識和對象之間相符合那樣一種結構”[10](263)。新闡釋學在“語言本體論”意義上提出了“對話”、“視界融合”、“協(xié)同性”等等新概念，以作為認識之客觀性的替代，這實際上等于是宣告了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本體論和真理觀的終結。而“真理”成了一種在人與人的“對話”、“視界融合”和“協(xié)同性”中“建構”起來的東西，那它實際上就已經不再是西方傳統(tǒng)哲學意義上的“真理”，而接近于中國古代哲學意義上在人的“言”與“行”中誕生的“道”了[13]。因此可以說，在西方傳統(tǒng)哲學意義上的“真理”被顛覆之后，中國先秦哲學意義上的“道”的價值反而顯現(xiàn)了出來。

　　;;;;;; 也許，在未來全球化語境下的哲學建構中，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意義上的“道”，還是西方傳統(tǒng)哲學意義上的“真理”，都應該在自我反思和相互溝通中取長補短，尋求視域融合。在中西哲學的交流與對話中，重新建構起人類哲學新的“道”觀或者“真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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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 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 [古希臘]柏拉圖.國家[A].西方原著選讀（上）[C].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4]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2.

　　[5]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M].商務印書館.1997

　　[6] [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2.

　　[7] [宋] 程顥、程頤.二程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81.

　　[8] [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和團結[M].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9] [美]理查德·羅蒂.哲學和之鏡[M].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0] [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jié)合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7

　　[11] 劉文旋. 新解釋學及其后性[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9(2).p.33-39

　　[12] 徐克謙.論莊子哲學中的“真”[J].南京大學學報，2002(2).p.93-98

　　[13] 徐克謙.論作為道路與的莊子之“道”[J].哲學史.2000(4).p.66-68

　　“Tao” and “Truth”

　　Abstract: It is the main task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explore “Tao” since the Pre-Qin time, while Western philosophy,  began from ancient Greece, considers finding “Truth” as its ultimate goal.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comparable similarities between “Tao” and “Truth”, they are not exact equivalences to each other and should not be mixed up. re are som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Tao” orient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ruth” oriented traditional Western culture. Interestingly, while Chinese modern philosophy gradually accepted and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Western “truth”, the post-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was about to undermine their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ruth” and in somewhat march towards Chinese concept of “Tao”. It is possibly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to reach a fusion of horizons and construct a new concept of “Truth” or “Tao” by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ao; truth; Pre-Qin Philosophy; Ancient Greec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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