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上）-邂逅游敘弗倫

訟事纏身的古稀哲人蘇格拉底在雅典人院走廊上邂逅善解神意的年輕先知游敘弗倫（Euthyphro）——劉小楓稱之為“分管宗教事務的全國人大代表”，不知源出何典。

游氏斂步含笑：“蘇老好雅興呵！何不在綠谷苑（Lyceum）消閑，卻有空到這兒來聽訟？”

蘇氏略略頷首：“我收到了一張法院傳票，公訴人叫邁雷托士（Meletus），一個披肩發(fā)、鷹勾鼻、老鼠須的小伙子，你或許認識�！�

游氏作搖頭狀：“沒有印象。不知他以何罪名起訴蘇老？”

蘇氏蹙額：“來勢洶洶哇！‘毒害青年’可是個非同小可的罪名，這小伙子一心想鏟除我這棵大毒草哩�！�

游氏憤然：“誣告知名人士，豈止是蚍蜉撼樹，簡直是動搖國本。且看他如何羅織罪狀。”

蘇氏動容：“小游，曠世奇聞啊！他指控我輕謾舊神、虔敬新神�！�

游氏正色：“我懂了。蘇老平時不是常說有神靈附耳指示行止嗎？他告你‘顛覆神道罪’，無非因為這類罪名最容易激起民憤。我因為自己善解神意，也曾當眾預言禍福，卻屢屢遭人恥笑，甚至被誣為瘋子。他們顯然是妒忌你我的先知先覺才這樣干的；蘇老，一定要頂住��！”

蘇氏莞爾而笑：“小游，恥笑事小，公訴事大，殺頭可是至痛呵。”

游氏亦粲然：“蘇老，盡管寬心，你、我的案子只可能有一種結局，那就是皆大歡喜�！�

蘇氏刮目：“原來你也有訟事纏身，只不知是當原告，還是當被告？”

游氏作鄭重狀：“當原告�！�

蘇氏若有所思：“告誰？”

游氏朗聲：“告我父親�！�

蘇氏大奇：“好家伙！是何緣由，不妨說來聽聽？”

游氏略無難色，侃侃而言。謂游家雇工（彼亦系自由身）如何不合酗酒毆殺游府家奴；游父如何縛其四肢，投諸溝洫，如何遣使往雅典神廟請示處置之法；使者未及返，溝洫中人如何不勝縲紲之災、凍餒之苦而命赴黃泉；游父及游府至親如何怨游氏不當子訟父過，皆責其謾神；游府上下皆于神意惘然無所知而強以為知云云。

蘇氏哂然：“看在宙斯的份上，小游，你敢確保自己不會錯解神意、不會搞錯敬神的道道嗎？不怕子訟父過其實是一種謾神的罪孽嗎？”

游氏肅然：“蘇老，我是那種碌碌無為的庸夫嗎？我不僅僅是善解神意、預知禍福，而且深知‘眾人皆醉吾獨醒’并不好玩�！�

于是，蘇格拉底提出拜游敘弗倫為師，學習敬神之道，并且直言不諱地欲藉游敘弗倫之盾、御邁雷托士之矛，以解脫枷在自己身上的顛覆神道罪。因此，能否說柏拉圖《王制》（Politeia，即Republic）里的蘇格拉底與格老孔（Glaucon）、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兄弟的對話是福島（blessed island）論道，是屬神的邏各斯，而蘇格拉底與游敘弗倫的對話則是濁世自救，是屬人的行動呢？能否說前者是對如花之少年、賦“相”論之雄詞，后者是對自負之先知、辯“虔敬”之真諦呢？能否說前者是辯證的愛欲，后者是說服的技藝呢？能否說前者是，后者是呢？能否說前者是出離洞穴的憧憬，后者是法庭申辯的預演呢？至少，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任何一部柏拉圖的對話都包括兩個部分：“討論、言語、logos（邏各斯）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ergon（行）、行為、行動、對話中所發(fā)生的、角色在對話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結束于沉默，而行動則可以揭示言語所遮蔽者�！�

蘇格拉底在人民法院走廊上邂逅游敘弗倫是一個“本生” (Ereignis)事件、或稱自在發(fā)生事件、亦稱偶在發(fā)生事件，它卻迫使讀者以蘇格拉底式哲人與雅典公民的雙重身份陷入沉思：何謂虔敬（holiness）？蘇格拉底虔敬嗎？蘇格拉底虔敬的是城邦之神嗎？困難在于，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與雅典人民并非處于對等或平等關系，“何謂虔敬”的主題與“蘇格拉底是否虔敬”的主題也不是同一層面上的問題。蘇格拉底關心的是哲學是非問題，何謂虔敬恰恰是一個哲學是非問題。雅典人民關心的是政治正確問題，蘇格拉底是否虔敬恰恰是一個政治正確問題。麻煩的是，哲學問題偏偏與政治問題纏繞在一起，何謂虔敬的問題偏偏與蘇格拉底是否虔敬的問題纏繞在一起，兩者實在難解難分。

用哲學之劍解這個戈耳迪之結（The Gordian Knot）固然是舉手之勞——如果虔敬是一種德性，而哲人具備一切德性，那么哲人必虔敬。蘇格拉底是公認的哲人代表，蘇格拉底必虔敬。反之亦然，如果蘇格拉底虔敬，虔敬就是一種德性；如果蘇格拉底不虔敬，虔敬就不是一種德性。問題是，雅典城邦的統(tǒng)治者并非蘇格拉底式的哲人，蘇格拉底的德性也并非雅典人民的法定楷模。蘇格拉底認為虔敬是一種屬人的知識（knowledge），即虔敬與否是一個思想問題；雅典人民認為虔敬是一種習傳的禮法（nomos），即虔敬與否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對前者而言，無知不是一種過錯；對后者而言，無知恰是一種罪責。首先，蘇格拉底承認自己對何謂虔敬的知識無知、卻否認自己有罪，無異肯定了自己的看法而否定了人民的看法，已經是政治不正確。其次，即使對何謂虔敬的知識無知是否一種罪責，姑且可以存疑，但蘇格拉底的自供恰是他不虔敬的鐵證，即使他外表上祭祀如儀也無濟于事。然而一個外表上祭祀如儀的人，如何可能被人看破不虔敬呢？怨只怨蘇格拉底自己口無遮攔，以至于被聯(lián)帶指控“毒害青年”的罪名。事實上，落在蘇格拉底頭上的兩條罪名——“輕謾諸神”和“毒害青年”確實有互為因果的關系。

施特勞斯（Leo Strauss）指出，蘇格拉底對何謂虔敬的知識并非全然無知。在邂逅游敘弗倫的對話中，蘇格拉底僅僅厭惡流俗故事中的神祇——凡人類所有的欲望和陋習無不齊備的諸神，而且懷疑這些故事的真實性。但蘇格拉底似乎相信另有善良正義之神，承認自己所具有的一切好東西都是神給予的。施特勞斯為之辯解道：蘇格拉底的獨門知識確實是他不敬城邦之神的起因，但不該是獲罪的肇端；因為蘇格拉底不是一個狂熱的宏道者，比如他從未有過救渡游敘弗倫出苦海的念頭，他的啟蒙對象都是經過精心揀選的；何況，蘇格拉底在《王制》中對神道的批評并非針對城邦人民、而是針對平民詩人的。也許有人以為，施特勞斯的辯解不甚高明；首先，施特勞斯忘記了蘇格拉底明言欲藉游敘弗倫之盾、御邁雷托士之矛，即明言是自渡、而非渡人，如何倒成了蘇格拉底并非熱衷宏道的旁證；其次，施特勞斯忘記了平民詩人往往頭戴“人民作家”的桂冠，攻擊詩人無異就是攻擊人民、攻擊城邦。

施特勞斯顯然不會理睬凡夫俗子的想法，他繼續(xù)辯解道：人民法院的走廊雖然不是一個宏道的合適場所，蘇格拉底心底里也不愿意與游敘弗倫交談，但是出于責任、或者說出于正義，他必須一吐為快。因此，蘇格拉底的對話是一種正義的行動，或者說，通過對話，昭示了蘇格拉底的正義。退一步說，即使蘇格拉確實不虔敬，他的正義亦昭然若揭。問題是，何謂正義？施特勞斯說，“正義等同于巧妙地照料屬人事物。由于這種巧妙照料，或牧養(yǎng)，屬人事物會受益或變得更好�！本o接著的問題，誰有資格“巧妙照料屬人事物”，換言之，誰有資格行使“正義”，城邦統(tǒng)治者抑或蘇格拉底？施特勞斯雖在別處（如在《自然權利與》中）給出過隱晦答案，但在解讀《游敘弗倫》時，兀自寫道：“不管蘇格拉底對游敘弗倫的巧妙照料有幾分成功，據描寫，他的確費力使游敘弗倫變得更好——通過向自以為極端有智慧的后者展示這一事實：游氏是極端愚蠢的�！笔┨貏谒钩姓J，蘇格拉底式的正義行動“審慎”與否是有疑問的，沒有一個雅典人或現(xiàn)代人樂意接受諸如“極端愚蠢”之類的判詞。他繼續(xù)寫道：正如一個想要喚住惡狗的人也許會被惡狗咬傷，一個想從孩子手中拿走危險玩具的父親也許會激起孩子的憤怒，試圖使雅典人變得更好的蘇格拉底也會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