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孟子的論辯方法論文
孟子是孔子以后戰(zhàn)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quán)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辯”著稱,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孟子論辯方法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探析孟子的論辯方法論文 篇1
孟子是孔子以后戰(zhàn)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quán)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辯”著稱。究其原因:一是孟子為了堅持和宣傳他的觀點和主張,不得不經(jīng)常展開激烈的爭辯,其曾有“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之語(《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即是佐證;二是孟子之為人,本不像孔子那樣深沉莊重,而自傲自負、鋒芒畢露,動輒與人言辭交鋒,必欲爭勝。
當然,孟子不僅“好辯”,更善辯。蘇洵在其《上歐陽內(nèi)翰第一書》中便認為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清人劉熙載也曾在其《藝概·文概》中贊嘆孟子之文“析義至精”“用法至密”。
孟子長于辯論,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浩然之氣”(《公孫丑上二》)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對具體論證方法靈活多樣、富于變化的運用。筆者試對其論辯方法加以探析,略作歸納,論述如下。
一、直言法
直言法即直截了當?shù)財[出自己的觀點,使聽者明晰事理的正確性、合理性、必然性,從而接受觀點的方法。
如著名的“孟子見梁惠王章”(《梁惠王上一》)記錄的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次談話和論辯。一開始是梁惠王發(fā)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在孟子看來“利”與“仁義”是難以調(diào)和的,所以機智地以“利”為突破口展開了論述。他直截了當?shù)乇砻髯约旱挠^點:“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苯又磁袄钡奈:,闡述“仁義”的好處!吧舷陆徽骼鴩R。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指出王、大夫、士、庶人,如果都說“何以利吾身”,就會產(chǎn)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可怕結(jié)局,甚至會導致“千乘之家”弒“萬乘之君”,“百乘之家”弒“千乘之君”的悲慘下場。孟子在此即直指“言利”只會帶來弒君亡國的危害,惠王聞之,觸目驚心,深為嘆服。這種大膽的精神、鮮明的觀點、明快的風格為司馬遷所贊嘆。他在寫《孟子列傳》時,開篇便說:“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清人趙襄周也在其“孟子文評”中評析說:“單刀直入,大旨豁然,斬斷迷途,引歸正道!
“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五》)也是如此,梁惠王在先后為齊、秦、楚所敗,大兒子戰(zhàn)死的情況下,感到莫大的恥辱,他向孟子問策,希望能振興魏國,一雪前恥。此處,孟子還是直言其觀點,他向梁惠王講了當前應采取的措施,即“施仁政于民”。隨后又點出魏如“施仁政于民”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以及齊楚秦諸國不施仁政,“奪其民時”的惡果,一正一反,兩相對比,使惠王清楚地意識到倘“施仁政于民”,則“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二、移花接木法
孟子在游說或論辯時,難免遇到對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難以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孟子會迅速轉(zhuǎn)換話題,以確保游說或論辯的成功。此即移花接木法。
如“齊桓晉文之事章”(《梁惠王上七》),一開篇,齊宣王就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此句意思是: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事跡,您能講給我聽聽嗎?齊宣王此問是有原因的,因他處于齊國的強盛之時,一心想以武力征服中原,稱霸天下,所以想讓孟子給他講講齊桓公、晉文公這兩大春秋之霸稱霸天下的事跡。而眾所周知,孟子是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的。雙方的觀點可謂尖銳對立,如果孟子此時直言不愿談,雙方必然不歡而散,那么勸宣王“棄霸道、圖王業(yè)”的游說也隨之會失敗。孟子深知這一點,旋之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作答。也就是說:孔子的弟子們沒有誰提到過齊桓、晉文的事情,所以后代就沒有流傳下來,當然,我也沒有聽說過。如果您一定要我說的話,我就說說以仁德的力量一天下的“王道”吧。其實,孟子所言非實,他曾經(jīng)自述:“……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理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二十一》)從中可知,他和孔子都熟知齊桓、晉文之事。孟子之所以推說不知,就是為了避免正面交鋒,緩和談話的緊張氣氛,從而巧妙地把話題以“霸道”轉(zhuǎn)入“王道”,以確保游說的順利進行,直至成功。
“莊暴見孟子章”(《梁惠王下一》)也是如此,孟子見齊王:“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的話一出口,齊王就“變乎色”,很尷尬,不得不聲稱:“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笨梢姰敃r談話的氣氛有多不融洽。如果孟子順著齊王的話題去談“先王之樂”和“世俗之樂”的雅俗高下,談話的氣氛必然更為緊張,勸說齊王“行仁政”的目的就無法達到,所以孟子適時地轉(zhuǎn)換了話題:“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以此來緩和氣氛,并且將話題由音樂引入政治領(lǐng)域,為游說成功做好了鋪墊。
“孟子見惠王章”(《梁惠王上一》)等章節(jié)也都體現(xiàn)了此法。
三、設(shè)彀法
彀,即圈套之意,所以設(shè)彀法即預設(shè)機巧,引人進入圈套的方法。其往往表現(xiàn)為:遠處著眼,迂回前進,有收有放,先縱后擒,最終折服對方。
如“有為神農(nóng)之言許行章”(《滕文公上四》),孟子在一開始并不急于駁斥農(nóng)學家,“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觀點,而是先就許行之衣食起居向陳相一連提了八個問題: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薄霸S子必織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薄霸S子冠乎?”
曰:“冠!薄稗晒?”曰:“冠素!薄白钥椫c?”曰:“否,以粟易之!薄霸S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薄霸S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這八問看似和反駁對方觀點毫不相干,但其實已誘使陳相上鉤,并且一步步向圈套靠近,因為從兩人的一番問答中,已確認了許行的帽子、鍋以及農(nóng)具都非自給,而是與各種工匠交換而得這一事實。緊接著孟子又問陳相為何許行要如此不怕麻煩地和各種工匠做交換,陳相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此時,陳相不知不覺間已落入彀中,因為既然許行實在不可能一邊耕種一邊做各種工匠的事,那么君王又怎可能一邊耕種一邊治理國家呢?至此,農(nóng)學家的觀點不攻自破。
“寡人愿安承教章(《梁惠王上四》)”等章節(jié)均采用了此法。
四、譬喻法
譬喻法,即比喻法。孟子善用比喻,對此,東漢趙岐在其《孟子題辭》中稱贊道:“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睋(jù)今人統(tǒng)計,《孟子》一書中各類比喻竟達159個。所以,比喻是孟子論辯的一大特色。
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以“緣木求魚”形象地說明了齊宣王想以“霸道”統(tǒng)一天下的不可能性;以“為長者折枝”來形容事情的輕而易舉,以“挾泰山以超北!眮碚f明事情的困難,合在一起,指出對齊宣王來說行仁義并不困難,而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所以齊宣王的不行仁義是“不為”而不是“不能”。此外,他譴責惠王的施政是“率獸食人”(《梁惠王上四》),把百姓盼望賢君出現(xiàn)喻為“大旱之望云霓”(《梁惠王下十一》),用“水之就下”(《梁惠王上六》)的屬性比喻民眾歸仁的必然趨勢。這些貼切而精妙的比喻不僅使行文形象生動,以少勝多,而且由于喻義多藏,語近旨遠,往往能發(fā)人深省,受到啟迪。
《孟子》中還有一些比喻,由于具有了簡單的情節(jié),所以便上升到了比喻的高級形式———寓言。如“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上三》)中的“五十步笑百步”:孟子對曰:“王好戰(zhàn),請以戰(zhàn)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鄰國統(tǒng)治者的治國不盡心,實質(zhì)上沒有什么區(qū)別,只是形式上、數(shù)量上不同而已。通過此喻,孟子委婉地告誡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須施仁政、行王道。
諸如此類的比喻還有“日攘一雞”(《滕文公下八》)、“齊人有一妻一妾”(《離婁下二十三》)等等。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孟子能夠靈活地運用直言法、移花接木法、設(shè)彀法、譬喻法,所以才能做到善辯。
當然,這些論證方法也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和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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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培恒.中國文學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60.
探析孟子的論辯方法論文 篇2
摘要:孟子是戰(zhàn)國時代首屈一指、技壓群雄的論辯大師,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辯家。善于論辯是《孟子》最突出的藝術(shù)特點,其論辯藝術(shù)技巧主要有回避術(shù)、轉(zhuǎn)換術(shù),求同求、擒縱術(shù),圈套術(shù)、包抄術(shù),比附術(shù)、詭辯術(shù),追問術(shù)、反詰術(shù),鋪陳術(shù)、排比術(shù)等,可謂集先秦論辯藝術(shù)之大成。
關(guān)鍵詞:《孟子》; 論辯藝術(shù); 論辯技巧
在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氣象萬千的文壇上,儒學宗師孟軻以其“好辯”、“善辯”的鮮明特色和卓越辯才稱雄一世,并享譽千古。后世流傳的《孟子》一書,主要是對其論辯之辭的記錄,它與《論語》中孔子只求“辭達”、反對“用佞”(運用口才)、言簡意賅的坐而論道大不相同,也與《墨子》中那些邏輯嚴密、語言質(zhì)樸、缺乏文采的正面立論顯然有別,而是以逞才使氣、鋒芒畢露、情辭激越的論戰(zhàn)辯駁為特點,在論辯中闡明其思想觀點,同時也展示了其思想家、雄辯家的風采才華。正因此,有人把《孟子》稱為“我國古代辯對散文的開元[1]者”和“駁論文體的濫觴!
孟子“好辯”,是時代和現(xiàn)實斗爭所使然。他生當諸侯爭雄、眾說蜂起、“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戰(zhàn)國中期,為了捍衛(wèi)儒家道統(tǒng),推行其政治主張,“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不得不與各種人物進行面對面的論辯。正如孟子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更重要的是孟子“善辯”,他辯無不勝,所向披靡,從來沒有失敗的記錄。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十分自信的心理素質(zhì),二是蔑視權(quán)貴的傲岸風骨,三是絕妙高超的論辯藝術(shù)。關(guān)于前兩點,孟子已說得較明白,前人的論說也較詳贍。而后一點,孟子未直接說明,前賢雖有不少論述,但多限于論證方法和邏輯思維方面,對其論辯藝術(shù)的技巧探討不夠。因此,本文擬從技巧方面對《孟子》絕妙高超的論辯藝術(shù)做一些探索、賞析和評論。
論辯以說服、戰(zhàn)勝對方為目的,和打仗一樣,是講究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睹献印分械恼撧q正是如此。而且由于孟子的高超智慧和學者身份,其論辯不論多有鋒芒、多么動情甚至多么激烈,總是充滿了藝術(shù)性,在火藥味之外更洋溢著一種藝術(shù)趣味,非常講究論戰(zhàn)的藝術(shù)技巧。只要我們把書中一篇篇死的文字還原成一幕幕活的情景,就不難發(fā)現(xiàn)孟子所運用的一系列論辯藝術(shù)技巧。茲就筆者的歸納總結(jié)分別論述如下:
一、 回避術(shù)、轉(zhuǎn)換術(shù)
孟子在游說國君和與人論辯時,難免遇到對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難以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孟子便采用回避術(shù)和轉(zhuǎn)換術(shù)。
如著名的“齊桓晉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記錄的是孟子和齊宣王的一場談話和論辯。一開始是齊宣王發(fā)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是要孟子給他講講齊桓公、晉文公這兩大春秋霸主稱霸的事理。我們知道,孟子是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的,并且認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對齊宣王的這一問題,孟子顯然是不愿談的,他豈能將“罪人”的罪過當功勞宣揚并讓齊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該怎么辦呢?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對方的問題,又迅速轉(zhuǎn)換了話題,這就是所謂回避術(shù)和轉(zhuǎn)換術(shù)。在這里,孟子是以假裝不知進行回避的,所說并非實話。據(jù)《論語》所載,孔子與其弟子曾多次談到齊桓、晉文,一則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二則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則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以答子貢(均見《憲問》);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說仲尼之徒無道其事是以無傳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與人談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公孫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 (《公孫丑下》);“晉之《乘》,楚之《木壽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淞x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作為學者,孟子對桓、文之事豈能不知,怎么能說臣未聞之呢?這顯然是假話。但是面對齊宣王出的難題,試想,倘若不說這假話,要么違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裝不知,避而不談,委婉拒絕,仍不失為明智之舉,聰明人也會聽出其不愿談此話題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說這一回避術(shù)還不值得特別稱道的話,那么他一下子將話題由“霸道”轉(zhuǎn)到“王道”,來了180度的急轉(zhuǎn)彎,而且轉(zhuǎn)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則無疑令人頷首稱道了。這一手很厲害,因這一轉(zhuǎn),使他擺脫了不利處境,變被動為主動,迅速掌握了主動權(quán)。
又如《梁惠王下》中這樣一章: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于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轉(zhuǎn)而談了自己的一項建議,即鑿池筑城,與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于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笨梢娒献邮且獙Ψ皆诩訌娛貍鋄2](P323)的同時,大力推行仁政,“守義而愛民”。這也是很快就將話題轉(zhuǎn)入其政治主張的軌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薄皶x天下莫強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齊、楚報仇雪恥,問“如之何則可”?孟子卻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敝T如此類,都是成功運用回避、轉(zhuǎn)換之術(shù)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論辯的開端運用回避轉(zhuǎn)換之術(shù),在論辯過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中王問“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問所謂后必有災“可得聞與”?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開話頭,由他另起話題,反問對方,再轉(zhuǎn)彎摸角地引入原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善于回避和轉(zhuǎn)移話題,是孟子在論辯中慣用的戰(zhàn)術(shù),也是聰敏善辯之人為控制局面、駕馭對方、避其鋒芒 、出其不意、反客為主、轉(zhuǎn)守為攻而擅長運用的一個重要招數(shù)。
二、 求同術(shù)、擒縱術(shù)
如前所說,論辯跟打仗一樣,用兵之道講究有張有馳,有擒有縱,欲擒故縱,論辯亦然。孟子深諳此理,在論辯中很善于運用求同術(shù)和擒縱術(shù)。所謂“求同”,就是尋求與對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點,適當?shù)亟o予肯定,以靠攏對方,取得對方的信任和好感,為下面的辯異、反駁作準備。求同只是手段,駁異才是目的。所謂“擒縱”就是有縱有擒,先縱后擒,欲擒故縱,從而將對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為進、以屈為伸、以伏為起的特點,有著較密切的聯(lián)系。
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將話題引入“王道”后,隨之向齊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齊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講述了從胡齒乞那里聽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說明“是心足以王矣”。從“臣聞之胡齒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調(diào)查了解的,這很有必要。對對方的情況有所了解,心中有數(shù),知己知彼,才能百戰(zhàn)不殆。講完故事后“不識有諸”一問,是明知故問,既是為了讓對方證實,更是為了抓住對方,牽著其鼻子走。這就像我們平常所見到的某些能言善辯者說話總是能拿住人一樣。接著孟子便就“牛羊”之事進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縱之術(shù):“是心足以王也”——一縱;“百姓皆以王為愛(吝惜、小氣)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縱;在齊宣王作了“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钡恼J同和辯解后,孟子又一擒——“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這下把齊宣王搞得暈頭轉(zhuǎn)向,無法回答,不無尷尬地笑曰:“是誠何心哉?”并無可奈何地承認“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在此情況下,孟子又來了一縱——主動解圍,替其辯解說:“無傷也,是乃仁術(shù)也,見牛未見羊也!边@一精彩辯說,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顯示了孟子的聰明,更說到了齊宣王的心上,難怪宣王非常高興和激動地說:“《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蜃又^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論辯,孟子一拉一送,有縱有擒,但總體上還是為了求同靠攏,以縱為主。經(jīng)過一這回合的談辯,孟子用自己的聰明智慧贏得了對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悅誠服,甚至感激含戚,從而達到了預期目的。然而當讀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時,我們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攏,完全是欲擒故縱!原來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劃、成功實施且親自導演了這一幕求同、擒縱之戲。其戰(zhàn)術(shù)之高超,令人不禁為之叫絕!
這樣的戰(zhàn)術(shù)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運用。如《滕文公下》“陳仲子章”,針對匡章所謂“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之說,孟子先退后進,對曰:“于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后可也。”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異、先縱后擒之辯術(shù)。
需要說明的是,孟子的“求同術(shù)”,完全是為駁斥異說、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服務的,與后世某些人為謀取私利討好巴結(jié)權(quán)貴不可同日而語。其“擒縱術(shù)”也是正大而不詭譎,高明而不卑瑣。這都值得我們悉心領(lǐng)會,認真學習。
三、 圈套術(shù)、包抄術(shù)
這里所說的“圈套術(shù)”,是指在談話中預設(shè)圈套、暗布陷井、步步誘逼、引人入彀之術(shù)。與此相關(guān)的“包抄術(shù)”,是指側(cè)面迂回、封鎖包圍、斷其后路、套其隱秘之術(shù)。二者都類似軍事謀略,是《孟子》論辯藝術(shù)中最為精彩絕妙的一招。
孟子是善用圈套術(shù)的高手。如《梁惠王下》“孟子謂齊宣王”一章: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痹唬骸笆繋煵荒茉r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痹唬骸八木持畠(nèi)不詒,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是一段簡短而精彩的論辯文字。孟子為了啟發(fā)齊宣王反省圖詒,巧設(shè)圈套,從小事、閑事問起,先問朋友不盡其責當如何對待,繼問官吏不稱其職該怎樣處理,對方不明其意圖,不知是計策,順話答話,自然以棄絕、罷免作答,這便于不知不覺中鉆入孟子的邏輯圈套,且被無形的繩索勒緊鎖定。然后孟子就勢一推,直奔主題,詰問國家沒治理好,意即人君不稱其位該怎么辦,齊宣王根本無法回答,現(xiàn)出“顧左右而言他”的尷尬狼狽相。在這里,孟子略施小計,就使對方落入網(wǎng)中,一敗涂地。
《梁惠王上》“寡人愿安承教”一章,也是這樣。梁惠王愿安心受教,孟子便劈頭問他:“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梁惠王不假思索地答曰:“無以異也!币驗椴还苡霉饔玫叮倸w是殺了人,無論問誰也得如是回答。孟子又問:“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梁惠王大概覺得不妙,但按照邏輯推理,也只好回答:’ 無以異也!庇谑敲献幽藝勒逃枌Ψ剑骸扳矣蟹嗜,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人且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這差不多是指著鼻子罵了,只剩下當頭棒喝:這不是和用刀用棍殺人的罪犯一樣嗎?言雖未到,意已及矣。孟子之所以如此大膽嚴厲,是因為前邊連誘帶逼,使對方上了圈套,已承認用政治殺人跟用刀棍殺人無甚區(qū)別,這還有何話說?文中雖然未寫梁惠王受訓斥后的狼狽相,但想來比齊宣王的“顧左右而言他”還要難堪。
《孟子》中這類例子還有許多。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就沒有少用圈套。其“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諸問是圈套,“鄒人與楚人戰(zhàn),則王以為孰勝”之問是圈套,上文談到的以“牛羊”求同、擒縱,又何嘗不是一大圈套,只是另有特色罷了。由此可見,孟子在論辯中善設(shè)機巧,愛挽環(huán)環(huán),常以很簡單的問話作為誘餌,誘敵深入,由小到大,由遠到近,層層收緊,步步進逼,依靠雄辯的邏輯力量,穩(wěn)操勝券,輕而易舉地擊敗對方,致之窘地而后快,而且使之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推論中,無力還擊,束手就擒。循覽再三,反復咀嚼,令人為之擊節(jié)!
孟子也善用包抄之術(shù)。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中有這樣一個回合:孟子問曰:“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gòu)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泵献佑謫枺骸巴踔笥,可得聞與 ?”王卻笑而不言。對一般人來說,人家不說,只好算了。但孟子有辦法,你不說,我也要把你的話掏出來!他故意繞彎子進行多方測度:“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濰是哉?”這一系列問話,和前邊的許多問話一樣,皆藏答于問,明知故問,答案是給對方規(guī)定好的。不同的是,此番目的不在拿人,而在從側(cè)面迂回、包抄、排除,以話套話,等到齊宣王按其規(guī)定的`答案作出否定回答后,孟子一下子直搗黃龍:“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睂⑵溆Q霸天下之野心昭然揭出,使其無所逃遁或狡辯。這就是“包抄術(shù)”的妙用。蘇洵在此處批曰:“至此上下之[3](P12—14)間,呼吸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真文之至也。大概已隱約看到了這一特點。這種辯術(shù),直到今天,在教育子弟、審訊庭辯等場合都在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著,而孟子,蓋即其開山祖師也。
《滕文公下 》中孟子與其弟子彭更的一段論辯,值得注意:
(彭更)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sì,下同)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痹唬骸坝腥擞诖耍瑲弋嬡,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的這段論辯,既是圈套術(shù),又是包抄術(shù),其包抄又不是從側(cè)面迂回,而是從反面套話,即邏輯上所謂反證法。孟子將其巧妙融合在一起,是很有創(chuàng)造性的。
兵不厭詐,辯不厭謀。在論辯中設(shè)圈套,繞彎子,都與智謀有關(guān),因之頗能體現(xiàn)孟子之善辯和論辯藝術(shù)之絕妙高超。
四、 比附術(shù)、詭辯術(shù)
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說:“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鄙朴帽扔鞔_是孟子說理和論辯的一大特色,據(jù)統(tǒng)計,《孟子》中的取譬設(shè)喻達159處,古人總結(jié)的10種比[4]喻方法即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詳喻、簡喻、引喻、虛喻,在《孟子》
中都可以找到例證。其膾炙人口者,如“五十步笑百步” (《梁惠王上》) 、“揠苗助長” (《公孫丑上》)、“惡醉而強酒”(《離婁上》)、“弈秋誨弈” (《告子上 》)、“杯水車薪” (同上)等等。就論辯藝術(shù)而言,這種比喻可稱之為“比附術(shù)”。它能使抽象事理形象化,使論辯富有機趣,且以修辭與邏輯、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相結(jié)合的力量,將論辯引向深入,因而兼有明理與引導的雙重功能。
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幾經(jīng)縱擒后指出:“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王問“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孟子就用淺顯而夸張的對喻作答:“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技,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苯又忠对姟贰靶逃诠哑,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用引喻闡明推恩保民的重要性,啟發(fā)對方反思權(quán)衡。在揭出齊宣王欲稱霸天下的“大欲”后,孟子又順乎拈來一個精雋的類喻: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边@一系列比喻,在論辯中都可稱為比附術(shù)。運用比附術(shù),既生動形象地說明了事理,又發(fā)人深思,將論辯一步步引向既定的方向。
再看《公孫丑下》中的一段論辯: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薄叭粍t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兇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zhuǎn)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痹唬骸按朔蔷嘈闹脼橐!痹唬骸敖裼惺苋酥Q蚨鵀橹林,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彼,見于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先用圈套術(shù)對付平陸邑宰孔距心,但未能使其知罪。又用比附術(shù),以受人牛羊而為之牧之者作譬,不僅使孔氏知罪,而且以此諷諭齊王,又使齊王知罪,正所謂“一言而齊之君臣[2](P352)舉知其罪”?梢娖渚?shù)谋雀叫g(shù)有著多么重要的作用。
再如《告子下》“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任地有人問屋廬子:“禮與食孰重?”答曰:“禮重!庇謫枺骸吧c禮孰重?”答曰:“禮重”。進而又問: “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去請教他的老師孟子,孟子說:這有什么難回答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金重于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何啻)食重?取色這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屋廬子受此啟發(fā),茅塞頓開,前往應之曰:“珍(扭)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珍則不得食,則將珍之乎?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這譬喻太妙了!真是名師出高徒,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啊!孟子師徒之善用比附,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比附雖妙,但在邏輯推理中,又可以說任何比喻都有其蹩腳的一面。再往前發(fā)展一步,即成為詭辯。所謂詭辯,就是用偷換概念做出的似是而非的推論,在對方不易發(fā)覺的情況下,能將其折服。孟子也十分擅長此術(shù)。
如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拈來“緣木求魚”這一生動比喻,把齊宣王稱霸之欲說得十分荒唐可笑,而且后果還相當可怕。齊王不明其故,孟子又以 “鄒人與楚人戰(zhàn)”作譬,推出“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其理由是“海內(nèi)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這里用的就是詭辯術(shù)。試想,孟子以“一服八”來代換和比附“鄒敵楚”,但“楚”是個整體,而“八”卻并非整體,完全可以各個擊破,兩個概念并不類同,而孟子則巧妙地偷梁換柱,移花接木,利用人們的思維錯覺達到了說服對方的.目的。
又如《告子上》“生之謂性”一章:
告子曰:“生之謂性!泵献釉唬骸吧^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比粍t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章在用圈套術(shù)之外,用了一連串的詭辯。另外《梁惠王上》“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公孫丑下》之“以燕伐燕”;《滕文公上》之“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滕文公下》之“攘雞”等,都是運用詭辯的例子。詭辯雖不宜提倡,但出于良好動機而巧妙運用,也不失為一種藝術(shù)。
與詭辯形似實異,孟子還善用變通術(shù)。如《公孫丑下》陳臻問孟子:“前日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饋七十鎰而受;于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泵献诱f:“皆是也!痹谒螘r“予將有遠行”,人家送點盤纏,我為何不受?在薛時有人想害我,我設(shè)兵戒備,人家送點錢相助,我為何不受?至于在齊,則無遠行、戒備之事,無事而受贈,就是貪財,哪有君子可以貪財呢?
我當然不受。這就是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情況變了,做法也得變,所以都是對的。陳臻認死理,想難倒孟子,孟子卻用變通之術(shù),辯解得頭頭是道,令人信服。類似的還有同篇的“孟子去齊章”,齊人尹士對孟子“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晝”的行為不理解,很不滿意。孟子得知后辯解說:“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敝劣凇叭薅鰰儯谟栊莫q以為速”,是希望王“改之”而“反予”。這都有道理,并不矛盾。因此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關(guān)于變通,《離婁上》有一章說得更明白: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痹唬骸吧┠,則授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授之以手,權(quán)也!
這里的“權(quán)”,正是權(quán)宜、變通之謂。孟子也正是以權(quán)變之術(shù)來對付淳于髡刁鉆古怪的難題的。看來孟子給別人設(shè)圈套,別人也給孟了設(shè)圈套,但孟子的圈套術(shù)使對方掙脫不得,別人的圈套術(shù)孟子則能以變通之術(shù)掙脫之。孟子不愧為天才的雄辯家!
五、 追問術(shù)、反詰術(shù)
人說孟子善辯、善喻等等,其實孟子還有一善,就是善問。其善辯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6](P556)善問。當今已有學者指出:“孟子辯論的‘巧’字,最重要體現(xiàn)在一個‘問’字上。”
從筆者上文的論述不難看出:其轉(zhuǎn)換話題,善問;其啟發(fā)引導,善問;其求同靠攏,善問;其先縱后擒,善問;其巧設(shè)圈套,善問;其迂回包抄;善問;其比附、詭辯,莫不善問,有提問,有設(shè)問,有探問,有責問,有誘問,有套問,有追問,有詰問,有正面問、側(cè)面問、反面問、回頭問、重復問、連續(xù)問,有藏答于問、明知故問、打比方問、換概念問,假設(shè)著問、對比著問,變換各種方式問,一部《孟子》,真可以說是集問話藝術(shù)之大全。只是因為不少精彩、巧妙的問話在上文已結(jié)合有關(guān)辯術(shù)有所論述,這里僅就其論辯藝術(shù)中比較重要而又尚未談及的追問、反詰之術(shù)做點闡說。
談話、論辯中的追問與反詰,是修辭與辯術(shù)的結(jié)合,運用追問,一問接著一問,能夠一氣直下,層層推進,尋根問底,窮追猛打,致對方以被動挨打的窘地,無法招架,從而很快將其擊敗。運用反詰,以疑問的形式表達確定的內(nèi)容,寓答于問,能夠加強語氣,強調(diào)內(nèi)容,激發(fā)感情,增強語勢,從而有力地批駁錯誤觀點和言論。反詰常用于句段末尾,由于蓄勢于前,往往使對方無言回答,無法抵抗。
請看《滕文公上》“許行章”孟子與農(nóng)家許行弟子陳相的論辯: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泵献釉唬涸S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薄霸S子必治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薄霸S子冠乎?”曰:“冠!痹唬骸稗晒?”曰:“冠素!痹唬骸白钥椫c?”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薄白詾橹c?”曰:“否。以粟易之!薄耙运谝仔灯髡撸粸閰柼找;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nóng)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薄叭粍t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對農(nóng)家的觀點,孟子堅決反對,但并未直接批駁。而是順其話題,從許子吃的、穿的、戴的、用的問起,步步為營,直逼主題,然后反手將其駁倒。和前引許多引人入彀的妙問一[6]樣,孟子開始的問話看似閑冷,但正說李贄所評,其妙處“全在閑冷處著精神”。尤其重要
的是,孟子在此一連12問,窮追不舍,語氣由緩趨急,內(nèi)容由淺入深,咄咄逼人,不給對方以喘息之機,直問得陳相理屈詞窮,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境地。由于前邊勢已蓄足,時機已到,故“然而”一句反詰便將對方的理論推倒,更問得其啞口無言。為了進一步批駁謬論,申明已說,孟子接著又列舉大量事例從正面論述,而在每一段落的末尾,又多以反詰作結(jié),如“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圣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這些反詰,猶如一把把利刃刺向?qū)Ψ,很有力量,而且還體現(xiàn)出孟子理直氣盛的心態(tài)和傲岸不屈的氣質(zhì)。整篇論辯,洋洋千余言,步驟嚴密,思路清晰,真是“把定指南針,一杪不曾[7]走失”。而追問、反詰術(shù)的運用,則為其增色不少。
又如前引《梁惠王上》“孟子謂齊宣王章”、《梁惠王下》“寡人愿安承教章”、《告子上》“生之謂性章”,都是善用追問、反詰術(shù)的范例。眾所熟知的 “齊桓晉文之事章”,在求同、擒縱、包抄、詭辯的過程中,也沒少用追問和反詰,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顯而易見,孟子慣于以易于作答的有心之問發(fā)問并一再追問,在對方不假思索的無心之答或不得照答中尋找把柄和契機,誘敵入彀,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戈一擊,將其將死,定格在歷史的棋盤上。追問術(shù)和反詰術(shù)這富有技藝性和戰(zhàn)斗力的辯術(shù),正是孟子常常配合使用以出奇制勝的拿手好戲。
六、 鋪陳術(shù)、排比術(shù)
談辯中的鋪陳、排比,也是辭令和辯術(shù)的合成體。運用此術(shù),能增 強說話的氣勢,強化內(nèi)容的表達,增強鼓動性、說服力和感染力,且有增強語言節(jié)奏感和旋律美之作用。戰(zhàn)國時代的學者和游說之士,莫不擅長此術(shù),以至形成后世津津樂道的以雄辯滔滔、氣勢磅礴為特征的戰(zhàn)國文風。
孟子當然也是頗擅此術(shù)的大師之一。《孟子》261章,除個別短章外,多有語言排偶、氣勢暢達的特點。尤其在論辯中,孟子為正面闡述和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常用鋪陳、排比之術(shù),發(fā)揮了其獨特作用。
這里順便擷取幾例吧!褒R桓晉文”一章在說服齊宣王、使其俯身就范之際,孟子暢言其仁政主張和“王道”理想:
“今王發(fā)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
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五畝之宅,樹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些鋪排的話語,挾帶著強烈充沛的激情、排山倒海的氣勢壓向?qū)Ψ,勢不可擋,極富鼓動性和感梁力,從而圓滿地結(jié)束了這次談辯,取得了徹底勝利。又如《滕文公下》有一章在批駁了景春以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的言論后,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酥^大丈夫!”這氣勢強盛、噴薄有力、高亢激越、酣暢淋漓的正面闡述,顯然得力于其鋪陳、排比之術(shù)。還有 “莊暴見孟子章”(《梁惠王下》)為闡明其“與民同樂”的觀點,“許行章” (《滕文公上》)為論證其“勞心治人”之學說等等,都極盡鋪陳排比之能事,氣盛辭壯,造成勢如長江大河洶涌澎氵、滔滔不絕的雄偉壯觀。
綜上所述,善于論辯是《孟子》最大最鮮明的藝術(shù)特點,孟子善于回避和轉(zhuǎn)換話題,善于求同靠攏,欲擒故縱,善于巧設(shè)圈套,引人入彀,迂回包抄,套其隱秘,善于以小喻大,因勢利導,偷梁換柱,隨機應變,善于發(fā)問反詰,也善于鋪排壯勢,他“知言養(yǎng)氣”,“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上》),對問對答辯頗有研究,每能根據(jù)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多種方法和技巧 ,進退有術(shù),縱控有節(jié),部署合宜,問對得法,充分顯示出絕妙高超的論辯藝術(shù)。盡管孟子個別地方的比附、詭辯存在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的現(xiàn)象,但總的說來,他是戰(zhàn)國時代首屈一指、技壓群雄的論辯大師,是縱橫辯壇、所向無敵的常勝將軍,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辯家,他留下的論辯藝術(shù)遺產(chǎn),值得我們很好地發(fā)掘、繼承、學習、借鑒。探究《孟子》的論辯藝術(shù)技巧 ,在今天對于我們宣傳科學真理、批判歪理邪說,以至于掌握論辯技巧 、指導學生論辯等,也不無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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