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老舍國民性批判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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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對國民性的關注首推魯迅和老舍，但由于二人背景、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差異，在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分析國民劣根性的根源以及對國民精神的構建方面，雖然有相同點，但仍然存在著根本的差異。文化是一個國家國民性格的表征，魯迅和老舍都受到了傳統(tǒng)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的影響。從文化的角度解讀魯迅和老舍小說中對國民性格的批判和塑造，意在揭示文化與國民性的內在聯(lián)系，為進一步改造國民性提供依據。

　　【關鍵詞】 國民性　傳統(tǒng)文化　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　民族精神

　　“五四”以來，對國民性弱點的揭露最有影響的當推魯迅，老舍與魯迅都是愛國主義者，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使他們都強調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性。魯迅的小說創(chuàng)作與 “改造國民性”思想緊密相連，“說道‘為什么’做小說”魯迅回答說：“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老舍曾說過：“象阿Q那樣的作品，后起的作家們簡直沒法不受他的影響;即使在文字和思想上不便去模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啟示與靈感。”這說明老舍對魯迅在“改造國民性”方面是有所繼承的。對二人國民性的對比研究，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將老舍的《貓城記》與魯迅的《阿Q正傳》相提并論，認為二者都表現(xiàn)了病態(tài)的社會和病態(tài)的國民性，或者說“《阿Q正傳》創(chuàng)造了一個典型的社會人物，而《貓城記》卻是在企圖創(chuàng)造一個典型的社會”。

　　何為“國民性”?即國民性格之謂。國民性本來是個中性的詞，但在魯迅那就是指國民劣根性。老舍繼承了魯迅，他同樣批判“國民劣根性”但他對“改造國民性”問題的關注不僅在于批判國民性，更在于塑造國民性。

　　1　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

　　魯迅和老舍的人生經歷使他們批判的對象不同。魯迅的小說主要以農村為背景，剖析了舊中國國民性中的怯弱、迷信、奴性。老舍則以城市為背景，通過對市民的描寫、豐富和擴大了改造國民性這一主題的內涵。

　　1.1　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魯迅一生都在毫不妥協(xié)地進行著國民性改造�！秴群啊放c《彷徨》中“不幸的人們”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受壓迫和奴役而不自覺的農民。《狂人日記》批判了一部分農民的不覺悟，《孔乙己》批判了那些酒客們的冷漠和麻木，《長明燈》批判了人們的迷信以及盲目維護封建正統(tǒng)的思想。還有小說《祝�！分凶l責了殺害祥林嫂的真正元兇。第二類是麻木不仁的下層市民，《藥》中的華老栓就是下層市民麻木愚昧的代表。在小說《示眾》中聚眾圍觀犯人游街和《藥》中人們圍觀斬殺犯人的麻木愚昧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國人靈魂中。第三類是妥協(xié)的知識分子�？滓壹汉完愂砍杀憩F(xiàn)了中毒至深的封建知識分子的自欺和腐朽，呂緯甫和魏連殳則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頹廢沉淪。

　　1.2　老舍對國民性的批判。老舍生長在京城下層市民家庭，因此他的一生都關注著下層人民。作為旗人后代，強烈的民族感情迫使老舍把“改造國民性”問題看作是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重任。他在《二馬》中展示了我們民族在精神上的消極現(xiàn)象，如老馬的懶散揮霍、奴顏婢膝、中庸迷信。在《貓城記》中，也諷刺了落后的中國人精神上的弱點，如自私、貪財、世故、好面子等。革命志士大鷹為國捐軀，而貓城的市民只知道“看頭”，他們的麻木令人心寒。

　　2　國民劣根性的根源

　　2.1　傳統(tǒng)文化影響下的國民劣根性。魯迅和老舍都看到了封建文化和傳統(tǒng)儒家文化給國民心理上、性格上所帶來的重負。魯迅看到默守中國封建禮教的普通百姓，在封建思想的統(tǒng)治下只想要安安穩(wěn)穩(wěn)的做奴隸，《風波》中的七斤、七斤嫂怨恨革命黨攪亂了他們的奴隸生活。還有阿Q對革命黨的“深惡而痛絕之”等等。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揭露了封建社會禮教的“吃人”本質�！犊滓壹骸泛汀栋坠狻穼懥朔饨ㄖ�識分子孔乙己和陳士成在封建傳統(tǒng)思想的教育下的中毒之深。《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孤獨者》中的魏連殳，是始于激進改革，終于頹廢沉淪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老舍側重于文化的角度關照國民劣根性的病源，提出了造成中華民族貧弱卑微國民性的原因并不僅僅是科技落后和經濟停滯，更重要的是在于傳統(tǒng)文化的負面影響�！独蠌埖恼軐W》中，老張的哲學就是市儈哲學和奴性意識，這個守財奴見著洋人腿發(fā)軟，說話效仿洋腔，在國人面前卻如狼似虎�！抖�馬》中的老馬毫無民族自尊心，對于英國人有一種諂媚的討好心理，以至為十五磅的酬金去做侮辱中國人人格的事。

　　2.2　不同的地域文化影響下的國民劣根性。地域文化是以自然環(huán)境和地形地貌為標志的特色文化，地域文化造成了獨特的地方民眾的思維、審美的不同。文化的地域性必然影響到作家對現(xiàn)實的看法和態(tài)度。

　　具有越文化傳統(tǒng)的紹興有著豐富的地域文化，魯迅就誕生在民俗氣氛濃重的紹興，他能夠廣泛地接觸紹興城鄉(xiāng)的風土人情以及精神文化。因為魯迅的小說中蘊含著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從而使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創(chuàng)作主旨更能打動人心。

　　他將浙東風俗恰到好處地置于作品中，展示了一個冷漠的鄉(xiāng)土社會和鄉(xiāng)民們麻木愚昧的心態(tài)，小說《藥》中的茶館老板華老栓為給兒子治病去買人血饅頭�！蹲８！分械南榱稚┙洑v了悲苦的遭遇，因為她覺得自己有罪卻到廟里捐門檻，祝福之夜不讓她參與更加深了她的精神負擔，這種冷漠在地方風俗的渲染下更為震撼人心。

　　作為一個生長在京城的滿族文化人，在老舍身上熔鑄了對民風民俗的體察，以及對文化積習影響下的國民性的挖掘。《二馬》中的英國人“食”是為了生存，而老舍筆下的“北平人”似乎生存就是為了“食”，《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在北平淪陷之際仍不忘自己的“壽席”，老舍認為這種“食”文化表現(xiàn)了國民劣根性的怯懦。北平文化中“禮”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因子，祁老人習慣于壓抑自己“寧可吃虧，而決不帶著怒氣應付任何事”，人們在亡國之際仍主張“事都得忍，忍住了氣，老天爺才會保護”，北平人的“溫良恭儉讓”剝奪了他們的反抗本能，中庸之道模糊了正確的思想，嚴重地阻礙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個體生命意志的張揚。

　　3　構建民族精神即理想的國民性

　　魯迅曾經認真地思考過這三個問題：①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②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③它的病根何在?可見魯迅的“國民性思想”是包含國民劣根性改造與理想的國民性的構建兩方面內容的。

　　3.1　對西方文化的借鑒。上個世紀初，西方思想文化沖擊著中國思想文化陣營，魯迅自覺地選擇西方文化中“人”的觀念，希望這能夠彌補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 “人”的觀念的不足。在他的小說中，也塑造了理想的人格：狂人、夏瑜、瘋子，都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叛逆猛士。

　　老舍在英國的生活使他目睹了英吉利民族的務實、守秩序和愛國，對于《二馬》，老舍說：“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代表著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薄抖�馬》中的老馬是舊派市民的典型代表。迷信、不能接受新事物、只會講面子;而英吉利民族則好學勤奮、獨立務實、科學愛國，小說試圖通過中英兩國國民性的差異探索民族的出路。于是，老舍產生了其“理想人格”的想法，那就是中英優(yōu)秀國民性的融合，《二馬》中就有以實干精神為特征的李子榮。

　　3.2　在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魯迅出生于紹興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既看到封建思想禁錮毒害下的國民病態(tài)精神，也看到中華民族得以生存的優(yōu)秀的民族精神。阿Q是國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但作者仍然表現(xiàn)了他勤勞質樸的本色，還有少年閏土的聰穎、機智，祥林嫂等農民的堅毅、勤勞。

　　老舍出生在一個旗人家庭，屬于下層窮苦市民階層，老舍戀舊，但戀的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勤懇、耿直、爽快、俠義、嫉惡如仇與愛憎分明，如：《老張的哲學》中有俠義之氣的車夫趙四;《趙子曰》中的李景純以刺殺軍閥的舍生取義行為喚醒了一幫青年學生;《離婚》中丁二爺為“報恩”而殺死小趙快意恩仇;還有《黑白李》中白李組織洋車夫動亂的有革命色彩的行為，都不同程度的帶有“俠義”精神的特征。

　　3.3　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中的國民精神。民族文化是世界各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起來的帶有民族特點的文化。魯迅深受其越民族文化的影響，老舍更是直接繼承了滿族文化的精髓。魯迅在越族文化的熏陶下，汲取了其中堅毅，反抗壓迫，視死如歸，報仇雪恥的文化精神，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正是基于越文化中這種“劍文化”的精神底蘊。魯迅的《鑄劍》中宴之敖的敢于反抗，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反映了越人堅韌勇敢的精神，這正是魯迅所具有的反抗性的文化因子在其作品中的表現(xiàn)。

　　老舍所在的北京城樸素保守，老成穩(wěn)重，老舍不僅看到這種過熟的文化影響下的國民的麻木，奴性，市儈，玩物喪志。也看到北京特有的地域文化包含著滿族文化的善良，正直的民族精神。老舍出身于滿族正紅旗的旗人家庭，為國捐軀的父親給了老舍報國愛國，家國同構的信仰，而母親教給老舍要自強自尊，寬容樂觀，把一種帶有明顯滿族特征的文化性格傳給了老舍。《正紅旗下》中的福�！暗教幨軞g迎”是因為最懂禮�！端氖劳�堂》中的詩人錢默吟戰(zhàn)前“閉門吟酒栽花”，但兒子的犧牲與自己的被捕使他成了另外一個人，表現(xiàn)出了民族的骨氣。《正紅旗下》的十成，習武造反仇恨洋鬼子漢奸，在老舍看來，為民族解放戰(zhàn)爭所喚起的堅忍不拔、勇于犧牲的民族精神成為了建設新民族、新國家的精神力量。

　　4　結語

　　綜上所述，魯迅與老舍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國民精神的構建是基于對文化的剖析和選擇的，他們看到了傳統(tǒng)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對人產生的巨大影響，魯迅和老舍雖屬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二人卻不約而同地對中華民族的存亡興衰給予了終生的關注。同時，對國民性的關注也提醒著現(xiàn)代人，應該警惕前人曾經予以批判的劣根性在當今社會的遺留，必須引起渴望“和諧社會”的人們的反思。

　　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不能全部展開，只舉一例。

　　比如，魯迅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一文中說，“中國人但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在他看來，中國人同時具備奴性和專制性，并由此生發(fā)出自私、冷漠（看客心態(tài)）和奸猾等特性。魯迅還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他的看法，比如學生們在面對軍警的槍托時四處奔避，一旦結成大群襲擊敵人，卻也是囂張蠻橫，又比如中國的女人一直飽受壓制，有時簡直連羊都不如，但一旦貴為校長，對同性的學生卻也任加欺凌。

　　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看了這些文字，感觸頗深。青年人對魯迅描繪的現(xiàn)象，因缺乏政治歷史知識，不能給出合理的解釋，魯迅的國民性論看起來比較深刻，比較有終極性，于是欣然接受。但隨著閱歷增長，你會發(fā)現(xiàn)，魯迅觀察和描述的現(xiàn)象，可以有另外一種更為確當的解釋。其實是人在權力關系中的不同行為模式：強者專橫跋扈；弱者卑怯順從。在人際交往中，如果一方掌握著可以宰制對方命運和福利的專斷權力，通常會表現(xiàn)得傲慢驕橫，相對的一方則會表現(xiàn)得卑賤軟弱，這顯然是人類社會普遍的，而不是中國人特有的行為模式。從托克維爾等人對大革命之前法國社會的描述來看，在專制皇權和等級制度下的法國人，有權勢者的驕橫和無權勢者的卑怯，與魯迅等人筆下的中國人可以說毫無二致。中國人并沒有特別的的諸如“奴性”、“專制性”之類的所謂國民性。

　　就是說只要權力結構發(fā)生變化，人們的行為模式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比如，今天的法國建立了一種以個人自由和平等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權力結構，與大革命之前專制皇權和等級政治結構下的情況相比，人們的行為模式已是截然不同了。

　　國民性、傳統(tǒng)文化當然可以批判，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自我及社會，但當指向某一特定社會問題時，應當避免將各種政府治理危機渲染成社會道德危機，從而妨礙公共政策的檢討與改進。比如，諸如霧霾、食品安全、信用缺失、醫(yī)患關系等問題，首先是公共治理危機，卻經常被說成社會道德或公眾意識問題。其結果是，諸如“從我做起”、“提升社會道德”、“提高公眾素質”和“倡導企業(yè)社會責任”之類的無稽建議，以及空洞無物的文學抒情，取代了嚴肅的制度反思和政策檢討，充斥著各種公共討論的平臺。

　　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國民性批判主題的集大成者。魯迅站在了中西方文化的雙向反思下,將國民性主題的核心立足于“立人”,而“立人”的途徑是國民性的批判。魯迅清楚地認識到,民族危機在于文化危機,而文化危機則來自于“人心”危機,“人心”危機就是指中國民族精神上的危機。在魯迅小說的國民性主題創(chuàng)作中,作家多以農村的鄉(xiāng)鎮(zhèn)生活為藍本,刻畫出古老的中華民族兒女的奴性以及卑怯精神世界,并對“吃人”的封建制度進行了深刻犀利的抨擊。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主題,達到了后人難以比肩的高度和厚度。在五四落潮后,從英國歸國的老舍,受惠于魯迅的國民性思想的影響,通過小說創(chuàng)作從文化的角度自覺的對國民性格的弱點進行揭露。相較而言,魯迅小說的國民性主題的建構是以戰(zhàn)士的姿態(tài),以立人為核心,深刻的批判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鞭撻了國民思想深處的劣根性,以達到引起療救的注意。老舍的國民性批判是從文化角度去透視國民劣根性的病源,同時又流露出了對傳統(tǒng)文化認同贊許的一面,具有一定的不徹底性。本文主要從魯迅與老舍的創(chuàng)作理念、思想內容、藝術表現(xiàn)方面比較分析,尋找相似之處與相互區(qū)別的地方。著重探究兩者國民思想的異同之處,并對在當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精英知識分子邊緣化以及大眾信仰缺失做出深刻反思,以呼吁當下的知識分子勇于承擔起社會責任,對國民精神重新建構具有積極的意義。本文對魯迅與老舍小說的國民性主題進行了比較,總共分為五章。第一章主要對“國民性”這一概念進行理論性的具體闡釋,并論述了國民性思想在文學上的表達。第二章主要比較了魯迅與老舍關于國民性主題的理論主張,國民的現(xiàn)代意識的培養(yǎng)和建構,這是老舍與魯迅的相通之處。不同之處在于,魯迅主要是從“立人”思想的核心主題出發(fā),從經濟、政治、社會革命的大結構中去洞察、鞭撻國民在思想上劣根性,從而引起療救的注意。老舍從人道主義思想角度出發(fā),在文化層面上,以國家民族為出發(fā)點,以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眼光去批判傳統(tǒng)文化的負面因素,同時批判過程中也對傳統(tǒng)文化流露出了留戀和贊許之情。第三章主要比較了魯迅和老舍對國民性主題創(chuàng)作的思想內容,具體比較了二者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和心理特征方面國民性主題創(chuàng)作的異同之處。第四章主要比較了魯迅和老舍對國民性主題創(chuàng)作的藝術手法,主要是從小說的視角、結構、語言、風格四個方面進行了比較。第五章主要闡釋了國民性主題彰顯的意義。探討了國民性主題的研究價值以及對魯迅和老舍小說的國民性改造主題在現(xiàn)代文學中兩者互為矛盾、相互補充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A].魯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512

　　2　老舍.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306～310

　　3　王淑明.貓城記[J].現(xiàn)代，1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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