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曾國藩的倫理思想

　　論文關鍵詞:曾國藩　孝弟　家庭倫理　社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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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曾國藩受傳統(tǒng)銘家思想和湖湘文化的影響，在繼承和發(fā)展了曾氏家訓的基礎上，形成了以“孝弟”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忍想，以“仁、禮、誠、愁”為準則的社會倫理思想。曾國藩的倫理思想時構建現(xiàn)今社會家庭倫理關系和社會人際關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曾國藩倫理思想的來源

    一個人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是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曾國藩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既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也受到了湖湘文化和曾氏家族文化的影響。

　　(一)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影響

    曾國落一生勤奮好學，對居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學鉆研極深，儒家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之道以及仁、禮、恕、中庸等重要觀念都對其倫理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內圣外王不僅是傳統(tǒng)儒家修身為政的最高理想，也是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內圣外王意為內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務社會事功。曾國藩從小所受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一生走過的也是一條典型的由內圣而外王的道路。早年他初人京城的時候，曾在當時著名理學家唐鑒、俊仁的引導和影響下研習宋明理學，接受了程朱的性命義理之學，嚴格按照理學的要求修身養(yǎng)性，建樹圣賢人格，為以后的外王事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后來，他又受王夫之經世致用的影響，投身于濟世救民的事業(yè)中去。“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之一，“禮”是儒家的人倫秩序思想與人際關系原則的集中體現(xiàn)。曾國藩十分重視禮學，認為一切經濟致用之事，無論是仁義道德，還是政治軍功，實際上均是禮學。他說:“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yǎng)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其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在曾國藩看來，“禮”即“理”，“禮”調節(jié)著統(tǒng)治階級的內部關系，是“理”的外在表現(xiàn)。在人事上要維護以“禮”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綱常;在政治上維護以“禮”為核心的封建禮治。所以他認為:“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zhí)禮，孟氏亦仁禮并稱。蓋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禮。實際上，曾國藩的“禮學”在“內仁”與“外禮”的關系上仍然強調以“內仁”為本，“外禮”為用。如果說“外禮”是活水的話，“內仁”則是源頭，常人受教時亦應“內仁”與“外禮”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頗，只有這樣，才能維護“親親”、“尊尊”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系。另外，儒家思想中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積極人世精神以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后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等也深深地感染并引導曾氏的人生，進而成為他倫理思想的重要養(yǎng)料，影響著他對家人的訓教并將之靈活運用。如他既要求子弟立志清遠，自強不息，有民胞物與之量，內圣外王之志，優(yōu)國優(yōu)民之心，又慮及儒家的人世精神。曾氏用儒家思想心懷天下的大志來要求子弟，其自身也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條的踐行者。他也考慮到在官場上可能與名利有沖突，因此，“與官場交接，既不能硬，也不能軟，懷揣著一肚皮不合適宜，所以到處不受歡迎，干脆就一味渾含，永不發(fā)露，用圣賢之心委曲求全”。閣這其中也體現(xiàn)了他對儒家中庸思想的運用。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個人生存和生活的環(huán)境對其思想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曾國落是湖南人，在其成長過程中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湖湘文化是中華民族眾多地域文化中極具特色和影響的一朵奇葩。它的特色和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都來源于儒家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內核。歷代湖湘先賢總是把當大官、秉大政作為自己實現(xiàn)經國濟世抱負的最主要途徑。曾國藩在實踐中，也著力貫徹經世致用的思想，他自己著手建立翻譯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他熱情倡導科學技術和洋務運動，這一思想在科學技術和科學精神不甚昌明的近代中國無疑具有時代的進步性，契合了時代的要求，也是曾國藩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義利之辯中，湖南人很少給“利”以恰當?shù)牡匚�，他們總是選擇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義”，而忽視實實在在的“利”。曾國藩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湖湘義利觀的影響，是一個重義輕利的上司。

　　(三)曾氏家訓的傳承和發(fā)展

    曾氏家訓是從曾國藩祖父那里傳下來的家規(guī)家風，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作為價值參照系的，其主要內容帶有明顯的儒家倫理色彩。曾氏家訓強調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倫理，強調敬老愛幼、敬上愛下等觀念，將家庭倫理放大，體現(xiàn)了家庭關系的社會化。曾國藩出生于重視耕讀的家庭，曾家孝友傳家的家訓以及八字家風對曾國藩形成良好的學風和成熟的思想發(fā)生了重要的影響。“孝友傳家”的“孝“是指孝敬父母;“友”指兄弟之間以及鄰里之間和睦相處。“八字家風”具體內容是指“書、蔬、漁、豬、早、掃、考、寶。“書”就是讀書治學，“蔬”指種菜，“漁、豬”指養(yǎng)魚和養(yǎng)豬，代指“耕”。曾國藩秉承耕讀家風，受此影響，鑄就了勤奮好學，畢生堅持每日讀書的習慣，雖官至顯位，仍然堅持親自在庭院里種菜施肥。“早、掃”指早起灑掃，這是曾氏家族多年來的要求，包括家中子弟都要照此做到。“考”是指祭祀，本意為不忘先輩教誨。“寶”是指和親睦鄰，即寬以待人，嚴以律己。曾國藩繼承和發(fā)揚了這些曾氏家訓的精華，并結合自身的實踐感悟，構建了傳統(tǒng)性與時代性相統(tǒng)一的倫理思想。曾國藩認為耕讀為本，耕讀優(yōu)于仕。傳統(tǒng)仕宦家訓的內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致用”方面的訓誡很少，對田耕農作往往持鄙夷態(tài)度;而曾國藩雖鼓勵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讀與功名之間，他更強調前者，“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的價值取向，既是對曾氏家族重視家風的繼承，也是在“學而優(yōu)則仕”的封建時代仕宦家訓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思想。他指出:“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將有流風余韻的君子之澤，其分為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墻之擇，稼稿之澤尤為長久。修身齊家必須有君子之風，君子之風中尤數(shù)稼措的傳統(tǒng)可以維持長久，因此，曾國藩一生重視耕讀，并把其祖父星岡公的“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家圃舊業(yè)”一語視為“鮮哉至訓”，為“萬世法”。

    曾氏家訓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六惱”，具體是指對僧、巫、醫(yī)(郎中)、地(看風水)、命(算命)以及客人常住不走都很惱火，可見曾氏家訓反對封建迷信的家風由來已久。曾國藩在繼承家訓的基礎上，提出反對封建迷信，倡導經世致用之學。曾國藩認為先哲圣賢之言行皆可學，但地、命、僧、巫、祈禱則不能學，教導子弟要謹守“六惱”祖訓，拒斥封建迷信。他還強調學以致用的重要性，反對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學習科學知識，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文化。他致書兒子要他們認真研習天文數(shù)學，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數(shù)學之“恥”。在給兒子的信中稱贊李鴻章辦洋務是“為中國自強之本，厥功之偉”。

　　二、曾國藩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家庭倫理

    在家庭倫理思想中，曾國藩把做人的教育看得比做官更為重要，這一點在其提倡淡薄“官”、“財”的倫理思想中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曾久處官場，耳聞目睹官場如戰(zhàn)場，爭權奪利，浮沉無常。因此，告誡家人要淡薄官財。雖然讀書做官是科舉時代一般家庭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國藩并不熱衷，“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始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在家庭倫理中，曾國藩認為對子女不僅僅是只考慮如何撫養(yǎng)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樣教育子女的問題。首要堅持的就是“孝弟”，這是家和之方，也是曾氏家族幾代人為之努力奮斗并且做出顯著成效的倫理原則。
   對“孝”，曾國藩有一番自己的體認和心得。孝，在常人理解不外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jié)用，以養(yǎng)父母。但這些在曾看來還不夠，他認為還應該在更高層次上即從精神上關心父母，“事親以得歡心為本”，使父母精神偷悅。要做到“孝”，子女還必須有良好的個人修養(yǎng)以及處理問題的能力，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威望，不使父母連累受辱。由此可見，曾心中的大孝就是顯祖、揚名、弗辱、為父母爭光。

    對弟，曾國藩認為:“至于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補，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方行，是即我卒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兄友弟恭不能僅僅停留在“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上，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間要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以期共同進步。他認識到了嚴格要求，絕不縱容，才是真正的愛。“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正是身為長兄曾國藩的治家心得。

    在封建社會的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倫理加深了代際親情和際內親情，使中國的傳統(tǒng)家庭具有更強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倫之樂。曾畢生極重“孝弟”，目的之一就是要用“孝弟”來維系大家庭內部的和睦、團結和穩(wěn)定，希望曾氏族人對內能保持曾家的榮華富貴，綿延后世，使曾氏家族無顛墜之虞，曾氏兄弟無覆滅之災;對外退可以自守，進可以干祿，在宦海沉浮中能夠相互照應，互相提攜，逢兇化吉，趨吉避兇，結成一種勢力，同呼吸，共榮辱，同進退，共命運。為了維護家庭內部的和睦和團結，曾一方面時刻誓惕著家庭內部的兄弟之間可能產生的摩擦和矛盾，以防一點點不團結的“火星，’引起“后院大火”，不時給大家敲起警鐘。曾在一次家信中警告大家:“近來外侮紛至沓來，余日夜戰(zhàn)戰(zhàn)兢兢，若有大禍即臨頭，國瀟要謹記自己的言行，不可參與地方事……曾對時局急變的優(yōu)慮，對自身安危的擔心，對家庭命運的恐懼，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又常常關注家人們向外發(fā)展時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千方百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幫助家人避禍消災。曾對自身、兄弟、家庭，不僅考慮特多，而且很周全。曾國藩在曾氏兄弟成家立業(yè)之前，對他們諄諄教導;他們成家立業(yè)之后，曾仍不遺余力地要求他們遵守家規(guī)家法，并送給他們“儉以養(yǎng)廉，直而能忍，慶流子孫，光大門第”等語作為座右銘。曾教育其子弟及子侄總宜以“勤敬”二字為法，告誡他們“由儉人奢易，由奢返儉難”，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

    總之，曾把“孝弟”看作是自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傳家之寶，并對此發(fā)揚光大。他以祖上“孝友傳家”的家訓為基礎，從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湖湘農家文化中汲取類似的營養(yǎng)，經過自己的理解、消化和實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以“孝弟”為核心的家庭倫理思想。他既強調父母對子女、兄姊對弟妹要愛撫、關心;更強調子女對父母、弟妹對兄姊要孝順、尊敬。孝弟是促進兄姊與弟妹、父母與子女情感的一根紐帶。在曾國藩看來，要促進人與人關系的融洽，必須先從促進父母與子女、兄姊與弟妹的關系做起，這就是“務本”。

　�。ǘ�)社會倫理

    “社會倫理”就是指一定歷史階段，基于生活層面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外在的、客觀的、整體性的倫理關系，它包括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等方面。在社會倫理關系方面，曾堅持仁、禮、誠、怒的準則，以及在其中貫徹“嚴”的原則。他是公正寬厚的上司，恭順有作為的下級，有定見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他惜才重義，對楊載福危急之時救落水女孩和康福這樣重義薄利的人才都十分贊賞。他不計前嫌，大力推薦左宗棠，與極富血性，重情重義的儒將彭玉麟之間的友情和對太平天國之中俊才的評價，都顯示了曾國藩的品格和高識。

    曾認為對待部下“用威不如用禮，用恩不如用仁”，做領導必須有駕馭下屬的本事，但不要使用權術，而要用“誠”與“恕”對待他們。“誠”就是以誠相待，是為人的立身之本。曾氏在對待下屬方面處處體現(xiàn)“誠”，表現(xiàn)為兩“寬”:一是在銀錢吃緊的時候，解囊分用，寧愿自己苦一點。二是不與下屬爭功，打了勝仗，將功勞全部歸于部下，遇有保舉的事，用最好的獎勵來籠絡他。當然。“寬”不是沒有原則的，在以誠待人的時候，同樣要“嚴”，具體表現(xiàn)是講是非曲直，凡是部下將士與地方官民發(fā)生爭執(zhí)引起訴訟的，如恰在其管轄范圍之內，一定要弄清事非曲直，毫不祖護，當懲治要嚴加懲治。“嚴”也體現(xiàn)了曾國藩以誠待人，同時運用“禮”的原則要求部下，使湘勇竭誠效忠，遵循敬民愛民的信條。曾也嚴以律己，曾經對其部下說不往家中帶一分軍隊的銀錢。“恕”是孔子最先提出來的，基本內容是要求人們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對別人要寬恕，對自己要嚴格，以誠待人，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治十年正月(1871年)，曾氏已是衰病交加的老者，此時他仍關注部下的軍紀。當聽到長江水師士卒敲詐勒索的傳聞時，二十五日寫信給澄、元兩弟，在書信中說:“長江水師，外間嘖有煩言�；蛑^遇民間的骨牌者，則以拿賭訛詐。得數(shù)千乃肯放民的拉纖，不許在炮船桅上蓋過，干預詞訟……兩弟在省時，亦聞此閑話否?如有所聞請詳告我。”從上可看出曾國藩不僅對自己要求嚴格，且對兄弟也嚴加監(jiān)督，不姑息他們有違倫理及軍紀之事，體現(xiàn)了曾國藩社會倫理中誠與怒的原則。

　　三、曾國藩倫理思想的評價

    曾國藩倫理思想的方法和原則，既來源于中國傳文化，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新的闡發(fā)，并賦予了新的內容，反映了古今中外社會生活中共同或基本的人倫關系及道德要求，其奪人之處仍然熠熠生輝，其中具有普世價值的因素對于當今中國乃至世界倫理關系的建設仍有普遍意義。但是，應該看到，由于當時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其倫理思想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落后性和保守性，例如“忠孝”思想當中仍然有愚忠的封建殘余存在。

    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所帶來的經濟變動，使得很多人在處理社會關系方面陷于功利主義的傾向。在家庭教育方面，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許多家長重養(yǎng)輕教，重文化知識輕品德教育，特別是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從小養(yǎng)成了小皇帝的意識，以自我為中心，生活奢侈，不懂禮儀，沒有修養(yǎng)，甚至驕橫蠻野。針對這一現(xiàn)狀，批判地繼承和發(fā)揚曾國藩的倫理思想的合理因素及其成功經驗，對于改善現(xiàn)代生活中的人倫關系，緩解現(xiàn)代生活領域的種種問題，對振興禮儀之邦、民主治國、構建和諧社會均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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