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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傳統(tǒng)儒家責任倫理思想

時間:2023-06-05 01:28:01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論中國傳統(tǒng)儒家責任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中國思想注重對問題的研究。傳統(tǒng)儒家以“天人合一”思想為主旨,形成了一種以血緣親情關系為基礎,以“孝悌”為核心,外推“禮義”以至人類與自然的責任倫理觀。它以“仁民愛物”的仁愛精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義婦貞”的家庭道德,“內圣外王”的王道信念及“心憂天下”的憂患意識為核心內容,力求培養(yǎng)人的為他責任人格?梢哉f,責任倫理思想實際上是傳統(tǒng)儒家心性學說道德理論的核心。

論中國傳統(tǒng)儒家責任倫理思想

  論文關鍵詞:儒家;責任倫理;天人合一;

  責任,就其本意而言,是指個體對自身分內事務的體驗及由此引發(fā)的相應社會行為。它是社會成員以至人類群體之間關系形態(tài)生成與維系的重要前提。責任倫理實則是由馬克思·韋伯提出的倫理概念,是指人們在擔任某一社會角色并履行其角色義務時應承擔的責任,是一種主觀的行為道德準則。儒家責任倫理正是儒家要求人們在擔任社會角色中應遵循的道德規(guī)范。作為一種具體社會形態(tài)下倫理與價值踐行集中表達的倫理思想,儒家倫理思想必然被刻上了當時獨特的烙印,展現(xiàn)出典型的文化依存特征。儒家思想注重對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故有人把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稱為倫理道德型文化。這種文化突出了人。但又把人看作是從社會群體需要出發(fā)、維護社會群體生存的主體,要求人人都努力完善個人的道德人格,調節(jié)好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維持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其中儒家仁民愛物、心憂天下的性命倫理之學,更是被奉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儒家所強調的“內圣外王”、“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士精神,“修齊治平”、“兼善天下”、“弘毅力行”的君子人格,皆關乎傳統(tǒng)儒家的責任倫理,這直接影響著中華性格的孕育與積淀?梢哉f,責任倫理思想是廣泛滲透在儒家傳統(tǒng)社會的日用人倫之中的。

  一

  探究中國傳統(tǒng)儒家責任倫理,有效甄別儒家責任倫理思想的主旨內涵與整體追求,要求我們必須認真求證儒家責任倫理產生的思想背景。本文認為,責任倫理作為傳統(tǒng)儒家心性學說道德理論的核心,與傳統(tǒng)的天人觀和倫理觀有緊密的內在聯(lián)系。先秦儒家所極力推崇倡導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倫理關系價值體系,構成了儒家責任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

  (一)天人觀

  對于儒家來說“天”是一種始終“形而上”的“超驗”存在,天被賦予了最崇高的地位,它是宇宙中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類的道德基礎和永恒的生命歸宿!吨芤住酚性疲骸胺颉笕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

  (《周易·乾卦·文言》)這是對周人“敬天”思想的進一步拓展,明確地表達了人之本性得自于天、天人相通的基本理念。正因為此,天作為人世的道義原型,“天”的周流運演規(guī)律,即“天道”,在源初意義上劃定了人之修為合宜性的標準,成為人類社會倫理秩序和個體內在超越性的基本前提,成為現(xiàn)實“人道”實踐的價值本源。¨儒家將“天人合一”拔高為道德境界,以天人同構作為“天人合一”的依據(jù)來探求個體人格與社會道德的統(tǒng)一,從天地之道衍生出立人之道,提出“天道遠,人道邇”(《論語·陽貨》)的新探索,將天道援引至人道。

  時代,天的觀念正處在由天道向人道過渡的階段。孔子一方面對天命保持了虔誠的信仰,主張人要順從天命,他提出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說”,畏天命是最重要的觀念。另一方面,孔子又罕言神道而注重人道。實際孑L子對天命的窺探與體識主要涵蓋了“天道”和“人道”兩個方面,一是客觀存在的自然之天,以及從中衍生出的“天道”,二是義理之天,以及邏輯性推演出的“人道”。

  孔子不僅僅是為了探求“天道”,更重要的是從“天道”中探尋“人道”,其終極指向是要賦予自然之天以人格力量,為人尋求生命關懷?鬃拥摹疤斓馈本褪瞧洹叭说馈钡倪壿嬕罁(jù),表現(xiàn)為“道法自然”。儒家學者中最早將天人關系上升至世界觀、本體論層面詳加論證的,當屬孟子。他大體擺脫了原來的天命論,而傾向于王道和人道的闡釋。他在談及個人修身問題時提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這就是說人必須發(fā)揮心思之能,才能了解人的本性,并由此上達天道。至宋明時期,張載在天人關系問題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題;程頤則強調“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二程遺書·第二卷上》)朱熹而后將其解釋為“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陽明則是直接把先天之理置于人心之中,“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新合和暢,原無間隔!(《陽明全集·與黃勉之二》)以上各家雖對“天人合一”的理解各有側重,但在以“人道”配“天道”這一點上卻是大致相同的。

  牟宗三曾斷言:“主體和天可以通在一起,這是東方的一個最特殊、最特別的地方,東方文化與不同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西方傳統(tǒng)的自然法則和近代以來的自然權利法論強調人的自然權利,強調人身自由、個人尊嚴和支配自己行為的權利,即“天賦人權”。這使得西方理解的責任更多地是一種契約型的責任。而中國文化信奉的“天人合一”理念,則為傳統(tǒng)儒家的責任提供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形成條件。亦正是這種“天人合一”使得世人培養(yǎng)了復歸天之正道并盡收天地于己的胸襟,以堅毅前行、不敢懈怠的態(tài)度,主動承擔起“仁民愛物”、照管家國天下的責任。無限延展的責任意識成為人之為人的根本特征。這就有效地解答了人為什么必須,并且能夠“修齊治平”的問題,同時決定了中國人的責任意識與行為主要不是依賴刑罰威懾,而是徑需向內求取,即“為仁由己”、“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經由修身而深造自得。

  (二)倫理觀

  在中國中,對天道運演的規(guī)律往往是予以承認的,但卻使其存而不論。曾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茍子則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茍子·天論》)他認為恒在有序、化秩萬物構成了天道運行的基本特征。這說明儒家認為是人合天,而非天合人的。那么,如何能在天人“交相應”的過程中使“人道”得以參配“天道”?周人在深刻反思商滅周興的經驗教訓后,得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的結論,提出了“敬天保民”思想,從而改變了殷人只顧“率民事神,先鬼而后禮”的做法,實現(xiàn)了“人”的發(fā)現(xiàn)。而后儒家認為“德”作為天的精神體現(xiàn),人可以取其精華消融于天地之間,與天地合德,至“天人合一”宇宙境界,從而實現(xiàn)天人價值的統(tǒng)一。至此,“天道”問題轉化成了“人道”問題,也即實現(xiàn)了從“敬天保民”到“敬德保民”的思想進化。

  孔子在繼承周人開創(chuàng)“以德配天”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對禮樂制度做出了理論上的系統(tǒng)完善,提出了“克己復禮”,就是希望把處于人際關系中的個人予以道德化,把宗法制度下的群體關系予以倫理化,以恢復禮樂有序,天下有道的傳統(tǒng)秩序。于是形成了以樸素的血緣親情關系為基礎,以家族孝悌為核心,外推至君臣、、國家天下的一整套倫理規(guī)范。中國傳統(tǒng)家庭倫理設計是從確立家庭成員的身份倫理開始的,這一點集中體現(xiàn)在“禮”的精神中。中國傳統(tǒng)家庭倫理為人們制定了各種規(guī)范和準則,其綱領性的表述就是在《禮記·禮運》中說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钡敲裼执婧脨籂帄Z相殺之心,“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禮記·禮運》)儒家認為只有以禮節(jié)制,才能使人守“義”,即在關系倫理中自覺遵守身份與角色的合宜性,進而使人道配于天道,實現(xiàn)理想中的“和諧”狀態(tài)。在儒家看來,個體若能夠做到貫徹禮義,維護并踐行倫理關系的綱常正道,其社會行為就是一種“善”的踐履,其人格也會達致“止于至善”的境界。孔子認為個人只有行為合乎禮義,才能修得君子圣賢的完滿人格,挺立于天地之間,故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日》)

  儒家從天道運行規(guī)律出發(fā),貫通天道與人道,以人道釋說天道,然后人道又本于天道,闡釋出“德”是作為精神形而上而寓于人心之中的實體,只有“以德配天”,通過修身成仁不斷自我超越完善并使之外化,最終實現(xiàn)自我在社會上道德完善的踐履,才能達到“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的“天人合一”的完滿境界。受其影響,儒家知識分子逐漸養(yǎng)成了一種“躬行仁義、修己濟世”的內在品質,并將其自覺運用于個體弘道修德的具體生活境遇之中。從而“舍生取義”這種處于西方文化邊緣的“非主流”品質,卻成為中國人責任人格實現(xiàn)的應然選擇。

  二

  從上述對天人觀和倫理觀的闡述可以看出,儒家學說不僅僅是為強調“天道”,更重要的是要從“天道”中探尋“人道”,其終極目標是要賦予自然之天以人格力量,為人尋求生命關懷。因此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使人道與天道秩序相感通而連為一體,更重要的還在于使人對萬物負有了一種不可推卸的道德上的責任感。正是這種責任感使儒家責任倫理有了得以返回現(xiàn)實生活世界的條件,并闡明人的道德責任既源于天理,又長于人倫,并延續(xù)于整個中華文明。

  1.“仁民愛物”的仁愛精神

  “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是孑L子仁愛精神的最直接表述。而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主張則可被視為仁愛精神的直接思想來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孟子也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孟子·盡心上》)當然,此時的仁愛精神還帶著“愛有差等”的宗法等級色彩,但也正是這種基于人的原始血緣親情而建立起來的真實、樸素、可信的仁愛思想,之后“在‘推己及人’的感性體驗和‘天人一體’的理性論證的辯證統(tǒng)一基礎上,成長為一種基于親情而又高于親情的偉大人類之愛”。

  2.“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義婦貞”的家庭

  孔子對周代禮制中的家庭的改造主要體現(xiàn)在他通過對“仁”的闡釋,以人所具有的愛人之心作為禮之依據(jù),從而把作為周代貴族家庭中的“親親”、“尊尊”的倫理規(guī)范和下層百姓家庭中的古樸情感結合起來,為整個的家庭倫理找到了人性的哲學根基。他將普通百姓家庭中父母的舐犢之情加以升華,強調“孝”是子女、父母間相互關切、恩愛的真摯感情。在家庭中父親,子女有各自的家庭責任,做到“父慈子孝”才是親子之愛的生活情理?鬃訉ⅰ靶ⅰ迸c“悌”相連,提升了“悌”作為家庭倫理在調節(jié)家庭中各成員關系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只有做到兄愛弟悌,才有可能做到“長幼有序”。在夫妻關系上,先秦強調“夫義婦貞”,“夫義”包括對妻子的忠誠;而“婦貞”就是指作為妻子有守貞潔的責任。這些家庭道德也是家庭各成員應肩負的責任倫理,這種古樸的情感倫理成為改善、協(xié)調中國千百年來和諧家庭的潤滑劑。

  3.“內圣外王”的王道信念

  儒家以“仁”為本源,以“道”為標準,強調“內圣外王”,是為體現(xiàn)一種追求個人成仁成圣以及追求大同社會的道德理想主義。內圣外王的“本”是心性修養(yǎng),內圣是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外王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士往往經由“學而優(yōu)則仕”的途徑,來實現(xiàn)自己“唯義所適”的道義責任。他們把“立德、立功、立言”作為自己的人生價值目標和理想追求,起點在自我,終點在政倫合一,以達致“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尚書·泰誓》)的高遠境界為己任,勇敢地擔負起濟世安民的王道使命。王道是儒家學者傾其一生努力追尋的社會理想。正是這種王道信念向內作用形成了儒家“內圣”人格品德,向外延伸發(fā)展出了“外王”政治實踐,并由此培養(yǎng)出了儒家知識分子“死守善道”的犧牲精神,構成了儒士社會責任意識的核心價值理念。

  4.“心憂天下”的憂患意識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易·系辭下傳》)這是有關“憂患”一詞的最早出處。徐復觀曾指出,“把一切問題的責任交給神,此時不會發(fā)生憂患意識”;“只有自己擔當起問題的責任時,才有憂患意識!比寮业膽n患意識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即對個人道德踐行的憂慮和對天下禮治的憂慮。對于個人道德踐行的憂慮,孟子云:“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我由未免為鄉(xiāng)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離婁下》)孟子在此擔憂的就是自己不能像舜那樣擔負責任、為后世流傳。也正是這種充滿疑慮的憂患意識,成為儒家士人君子積極踐行責任的原動力,成為中華砥礪磨志、積極向上的精神來源。對天下禮治的憂慮自孔子始?鬃釉诿鎸Υ呵锬莻禮崩樂壞的時代時就指出“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這里說的是對現(xiàn)實政治的憂慮,強調的是個人勇于擔當社會責任的強烈愿望。而后的長河中,儒士身上具備的憂患意識往往兼具以上雙重意義。宋代范仲淹發(fā)出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進亦憂,退亦憂”憂國憂民的感慨,及明代顧炎武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責任思想都是儒士憂患意識最真實的寫照。他們以家國民族興衰為己任,誠惶誠恐、孜孜不倦,彰顯了其維護中華文明綿延永續(xù)的偉大獻身精神和愛國情懷。

  綜上所述,儒家傳統(tǒng)責任倫理思想自提出之始,歷經了數(shù)千年的演化與傳承。它雖不如當今責任倫理思想結構縝密,然其提倡的責任倫理道德思想?yún)s培養(yǎng)了國人重禮重義、能責無旁貸地擔負起經世濟民道義責任的優(yōu)秀民族性格,相信它對當代責任倫理思想的研究與踐行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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