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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談茶人和茶史
導語：茶本為一種植物，可食用、解百毒、長品易健康、長壽，經長久發(fā)展至今，茶品要順為最佳、所以就有一句茶乃天地之精華，順乃人生之根本。
陽春三月，新茶上市。
茶，最初被人們廣泛利用只是作為飲料。然而進入世間的幾千年，它浸潤了人類社會太多的品格趣味、冷暖炎涼，也被人們賦予了更多的意味和功用……
文人雅客乃至佛門助推飲茶，唐代《茶經》為茶史劃時代。茶作為飲品，從來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柴米油鹽醬醋茶”，茶不過是百姓生活的一種日常消費品。而比起“沉默的大多數”，古往今來的文人雅客則給茶賦予了更多的品格與趣味。
魏晉以來，天下騷亂，文人無以匡世，漸興清談之風。最初的清談家多為酒徒，如著名的“竹林七賢”。后期的清談家則出現(xiàn)許多茶人，他們以茶助清談之興，把飲茶與精神恰到好處地結合到了一起。
道家修行長生不老之術，要煉“內丹”，實際就是作氣功。茶不僅能使人不眠，而且能升清降濁，疏通經絡，幫助修煉，所以道家也愛喝茶。
中國佛教影響最大的一個流派是禪宗。禪宗始祖達摩倡導的禪法是“大乘壁觀”，就是用面壁打坐的方式讓精神集中、思想專一以參悟禪理。據說達摩自己就曾面壁十年才終成正果。史書記載：“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大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惟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以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
玄學家、道士、禪宗佛門，對飲茶習俗的興起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真正集唐代以前茶文化之大成，奠定了飲茶的高雅品味的，還要推人稱“茶圣”的陸羽所著的《茶經》。
唐開元年間，今湖北天門縣龍蓋寺住持智積法師收留了一個三歲的孤兒，就是后來的陸羽。陸羽少年聰慧，博覽群書，有文采，好深思，“恥一物不盡其妙”。
陸羽托身于佛寺，茶與佛教有難解之緣。智積法師是一個喜茶且擅長品茶的和尚。有一則傳說稱，因陸羽善于煮茶，智積非陸羽的茶不飲。后來陸羽脫離佛寺云游他鄉(xiāng)，智積便斷了茶。這件事讓當朝皇帝代宗知道了，有些不信，便召智積進宮令人奉上名茶。智積喝了一口便放下不飲。代宗又秘召陸羽進宮，由陸羽煮茶再讓智積品嘗。智積一飲而盡連聲稱贊說：“這真像陸羽煮的茶啊!”
《茶經》刻印于唐建中元年(780年)，雖然全書只有7000字左右，內容卻涵蓋了茶學的各個方面。全書共三卷十章，其中介紹了茶樹的起源、茶的名稱演變及飲茶的功效，采茶、制茶以及貯藏茶葉的各種工具，茶葉的種類、采制方式和品質鑒定，煮茶、飲茶的各種器皿，煮茶方法和水的品評，以及全國的名茶產地并品評高下。
《茶經》的出版，在茶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從那以后，文人雅客品茶論茶之風更進一步地興起。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叫趙佶的皇帝，即大名鼎鼎的宋徽宗。趙佶身為皇帝，骨子里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人雅客。除了在書法繪畫等方面卓有建樹外，他還是一位高明的茶藝專家。趙佶所著的《大觀茶論》一書，是中國古代惟一的由皇帝撰寫的茶書。趙佶還曾放下皇帝的架子，親自為臣下烹茗調茶�；蛟S他的確是真心認為，烹茶品茗是高尚高雅之事，于皇帝之尊嚴并無妨礙吧。果真如此，也真不枉了他一世茶情。
唐宋是詩詞的時代，很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關于飲茶的膾炙人口的章句。比如宋代大詩人蘇軾的《汲江煎茶》是這樣寫的：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
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
陸羽在《茶經》中第一次把飲茶與人的品行修養(yǎng)聯(lián)系起來，稱“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而后來的一些人更進一步引申說“茶以芳冽洗神，非讀書談道，不宜褻用。然非真正契道之士，茶之韻味，亦未宜評量”，就實在顯得過于“矯情”了。
中國茶葉最早走向世界，在歐洲一度被視為奢侈品
19世紀之前，認為茶樹原產于中國，是一個世界公認不成問題的事情。1753年，世界著名植物分類學家林奈把茶的學名定為“Theasinensis”，意即原產于中國的茶樹。不過進入19世紀以后，這個事情似乎變得模糊起來。1824年，英國軍人勃魯士少校在東北印度的阿薩姆山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一株高約13米、徑圍約1米的野生大茶樹，由此便推斷印度是茶的原產地。
經過一些調查與爭辯，特別是隨著現(xiàn)代基因技術的發(fā)展，事實又漸漸被澄清起來。上世紀80年代，來自日本的兩位科學家通過對茶樹細胞染色體的分析表明，中國和印度茶種染色體的數目相同，在細胞遺傳學上被認為沒有差異。又經過實地的調查研究，他們認為茶的傳播是以四川、云南為中心，往南推移，向喬木化、大葉型發(fā)展;往北推移，則向灌木化、小葉型發(fā)展。
如果說，野生茶樹的起源還存有疑義的話，那么，茶樹的人工栽培與利用是起源于中國并向世界傳播，則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唐代陸羽所著《茶經》中稱“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漢代成書的《神農本草經》中則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記述。由此還可以看出，中國人使用茶最早是作為藥用的。神農是一個神話傳說人物，或許不足為訓。據學者考證，秦代以前，對茶葉最早的生產和利用局限于巴蜀地區(qū)。早在周武王時，蜀人就已經把茶當作貢品獻給了武王。
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秦漢統(tǒng)一中國以后，巴蜀的封閉環(huán)境被打破，巴蜀的茶葉、茶種便通過水陸兩途向外傳播，飲茶風習也在中國逐漸流行。
中國茶葉向域外傳播也是源遠流長。
隋文帝開皇年間，茶葉開始向日本輸出。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日本最澄禪師來我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研究國學，回國時帶回茶籽種植于日本賀滋縣，并由此傳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宋代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運銷茶葉。明代鄭和下西洋，茶葉也隨之銷售到東南亞和南部非洲諸國。歐洲人對中國茶葉的最早記載是《馬可・波羅游記》，說“秦國有一種植物，煮飲其葉片，而稱為中國茶，被視為極珍貴的物品。”
明代末期，荷蘭商船從澳門運茶到歐洲，打開了中國茶葉銷往西方的大門。1636年傳入巴黎，1650年傳入倫敦。茶葉深受歐洲人喜愛，被視為高級奢侈品。1708年，東印度公司從廣州帶去廣東、福建的茶籽，在不丹和加爾各答的植物園種植，開創(chuàng)了印度的茶樹種植史。
19世紀，由于大量從中國進口茶葉、絲織品、瓷器等，英國的對華貿易出現(xiàn)了嚴重逆差。19世紀30年代初，英國的對華貿易逆差額每年達到200萬-300萬兩白銀以上。為了彌補這種貿易逆差，英國東印度公司大肆向中國銷售鴉片，這就是當年鴉片戰(zhàn)爭的起源。
海外各國對茶的稱呼，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我國的影響，在發(fā)音上基本可分為兩大類。從海路傳播出去的南亞各國、中東及歐洲部分國家，發(fā)音近似于我國福建沿海地區(qū)的te,ti音。從陸路向北、向西傳播去的國家，發(fā)音近似于我國廣東、華北的cha音。
從日常飲料衍生出社交功用，甚至成為某種社會職能的中介
飲茶是一件高雅的事。茶的清香醇和，給人以超凡脫俗的感受。然而，茶來到世間，又怎能不沾染上俗世的種種世故甚至丑陋呢。
坐，請坐，請上坐
茶，泡茶，泡好茶
很多人都知道上面這副對聯(lián)的故事。傳說鄭板橋有一次到鎮(zhèn)江金山寺去游覽，寺里住持看他衣著簡樸，以為不過是個普通的游客，便隨便地說了聲：“坐、茶。”鄭板橋沒理會他，卻挺仔細地欣賞起墻壁上的書畫。和尚心想，這個人大概不是一般的俗客，就稍微客氣地又招呼說：“請坐，泡茶。”當他得知來人是大名鼎鼎的鄭板橋時，立刻眉開眼笑，畢恭畢敬地逢迎說：“請上坐，泡好茶。”當鄭板橋要告辭離開的時候，和尚拿出紙筆請他為金山寺題副對聯(lián)。于是鄭板橋就寫下了上面的句子。
連一向提倡眾生平等的佛家，也有和尚不免在以茶待客上分出三六九等，可見俗世的力量有多么強大。茶原本只是一種日常的飲料，在待客中開發(fā)出了它的社交功能。后來，各種茶肆、茶坊、茶鋪等盛行于市井，茶作為社交與娛樂的媒介，其飲用解渴的功能反而降為其次了。
“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茶館業(yè)在唐代開始興起，到了宋代就更加發(fā)達。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里，汴河兩岸茶坊、酒樓林立，反映了當時京都汴梁服務業(yè)的興盛。明清的茶館更為普遍。
茶館作為市井百姓的社交場所，三教九流無所不有。有的茶館專供各行各業(yè)談生意之用，稱為“市頭”;有的“皆士大夫期朋約友，聚會之處”;更有一些借茶館之名，行妓院之實，被稱為“花茶坊”或“水茶坊”。小說《水滸傳》中給西門慶和潘金蓮“拉絆兒”的王婆，就是開茶坊的老板娘。
茶館的社交功能進一步發(fā)展，更產生出了某種社會評判與裁斷功能。在官府治理社會能力不足的一些地方，民間盛行一種“吃講茶”的風俗。一定對此留有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之間發(fā)生糾紛，雙方各有各的道理，就相約去茶館，請出雙方公認的仲裁人，根據事理和社會公德標準勸解調停。“吃講茶”這種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為公眾輿論所系，具有較強的威懾力，往往勝過官府衙門的判決。然而，如果一個地方被黑惡勢力控制，他們往往把“吃講茶”當成欺壓百姓的工具。
杯中乾坤大，茶里世故深。小小茶葉來到世間，見證的是社會人生的冷暖炎涼，其中的故事，沒有人能說得盡道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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