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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馮友蘭人生兩次重大選擇
本文是王仁宇先生撰寫的關于馮友蘭先生人生中的兩次重大選擇，小編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位文學大師究竟經(jīng)歷了人生中的哪些重大事件。
人生道路雖然漫長，但關鍵處就那么幾步，青年時期尤其重要。平常人這樣，哲學家亦如此。青年時期，馮友蘭有過兩次重大的人生選擇：一次在留學期間研究方向的選擇，從學習西方哲學到進行中西哲學比較，確定了終生研究方向，為后來研究中國哲學，會通中西哲學、建立哲學體系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次是留學歸國后工作單位的選擇，從中州大學到清華大學，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研究學術和管理大學方面做出巨大貢獻。本文就此做簡單回顧，為當今青年學子選擇學業(yè)提供借鑒和啟發(fā)。
馮友蘭留學期間研究方向的選擇
1919年，馮友蘭考取公費出國留學學習哲學的資格。因弟弟景蘭此前已經(jīng)到美國念書，他母親建議他們弟兄在一起，他于是就選擇去美國留學。在去美國之前，為選擇學校一事他征求老師胡適的意見。胡適說，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新哲學。聽取了胡適的建議，馮友蘭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他是抱著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去留學的。當初報考北京大學就是為了學習西方哲學。在北京大學雖然沒有接觸到西方哲學，但在畢業(yè)前的一年，他從胡適那里窺探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治學方法，覺得那是不同于中國文化的一片新天地，更加激發(fā)他學習西方哲學和文化的強烈愿望。留學美國前，馮友蘭在《留別同社諸君》中寫道：“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適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販些食物，救這饑荒�！币馑际菍W習西方新思想和新方法，以救國民精神上的饑荒。
到哥倫比亞大學后，馮友蘭接觸到了西方哲學，如饑似渴地研讀西方哲學經(jīng)典著作。從《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可以看到，馮友蘭有條件接觸和閱讀從古代柏拉圖到現(xiàn)代柏格森、杜威等哲學家的主要著作。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當時享有盛名，是實用主義和新實在論的大本營，著名哲學家杜威、蒙太古和伍德布利奇等人都在那里執(zhí)教。馮友蘭的指導教師就是著名哲學家的杜威。所有這些，都為馮友蘭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提供十分優(yōu)越的條件。
可以說，馮友蘭到了哥倫比亞大學這座西方哲學的寶山。但他并沒有按原來目標主修西方哲學，反而在了解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從事中國哲學研究和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研究。這雖然違背了他出國留學的初衷，但也是審時度勢的選擇。因為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不久，馮友蘭發(fā)現(xiàn)自己在主修西方哲學方面根本沒有基礎，可以說是“一窮二白”。所謂“窮”，是因為他外文底子太薄。馮友蘭遲至十五歲才開始學習英文ABC，此后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時間放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學問上面，而不是在學習外語上面，致使他剛到哥倫比亞大學時，其英文在講、聽、寫和閱讀四方面均顯得力不從心。這四方面中，最差的是講。馮友蘭有口吃的毛病，講母語漢語還不夠流利，英語的表達能力自然更差。在選擇課程時，便因英語講得不好而讓指導學生選課的教授難以決斷。馮友蘭在1920年1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往哥大圖書館見Coss教授，商議選課事，渠見我英語不甚流利，即略為遲疑，后又打電話問Dean Woodbridge，始將所選畢業(yè)院之功課批準……”從Coss教授為是否批準馮友蘭選課必須請示文學院院長一事來看，馮友蘭的口語不是“不甚流利”，而是“甚不流利”。他的英語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應在伯仲之間。他上了幾個月的課之后，連考試的宣布也未能聽明白。他在1920年3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近幾日來心神不寧，有時大亂，皆為決定考不考而起。自禮拜一心理學課宣布于今日考試，即往見Prof.Coss，據(jù)(說)哲學門中得學位時有考試，各單課無考試，遂決不考心理學，而心中定矣。及禮拜六哲學史課又有宣布，當時未聽清，心中又亂。今日下午見Dr.Edmau問之，言系下禮拜考試，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亂，至晚八點鐘決定不考，乃定。”那么，馮友蘭平時課堂能聽懂幾成，也就不言而喻了。英文寫作對任何外國人來說，都是一大難關。馮友蘭的英文寫作一直到40年代都未能真正過關。他英文名著《A Short Historyof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是布德做了大量潤色修改之后才出版的。馮友蘭在該書序言中說：“余著此書，于史料選材，亦既勉竭綿薄矣，復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 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西方讀者，倘覺此書易曉、娓娓可讀，博士與有力焉;選材編排，博士亦每有建議。”這已經(jīng)是40年代的事情。這也說明馮友蘭在40年代后期即使用英文撰寫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其寫作水平還不能完全自立。那么，馮友蘭在1920年代初期的英文寫作能力遠遜于多學了20年英文之后，是不證自明的事情。他的英文閱讀能力，按理說應該比聽、講和寫作能力都強。但不幸的是，西方的哲學著作，即使對絕大多數(shù)英文十分好的英美人來說，也不啻是深奧難懂的“天書”。馮友蘭若要主修西方哲學，對這些深奧難懂的“天書”，便不僅要讀得懂，而且要讀得快。這種要求對馮友蘭來講幾乎是可望不可即的。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西方哲學源自古希臘羅馬，要想在西方哲學研究方面有造詣、有建樹，必須研究古希臘羅馬哲學，需要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西方所有有建樹的哲學家都深懂希臘羅馬哲學，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這對于馮友蘭來講更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所謂“白”，是馮友蘭在西方哲學方面沒有訓練。馮友蘭在到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之前，“并沒有真正接觸到西方哲學。西方大哲學家的原著一本也沒有見到”(《三松堂自序》)，也沒有聽過這方面的課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西方哲學，可以說是從零開始。哲學是時代的精華和文化的核心，只有了解相應的時代、涵養(yǎng)在相應的文化之中，才能真正體認那種哲學。面對著生活在西方、以英文為母語，長期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美國同學，馮友蘭便不能不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在嚴酷的現(xiàn)實面前，困擾著馮友蘭的問題，還不是如何與別人一爭高低，而是如何完成學業(yè)、順利畢業(yè)。只是為了是否參加其中考試一事，就讓馮友蘭連續(xù)幾天心神不定、方寸大亂。他1920年3月19日的日記說：“今日本為哲學史考試之期，以前決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覺其不對而反悔，而大亂，看書不成�！比粢餍尬鞣秸軐W，馮友蘭必須參加考試。可要是真參加考試，又怕兇多吉少甚至一敗涂地。在嚴峻的現(xiàn)實面前，理想不能不做出讓步。馮友蘭終于決定不參加所有學科的考試，而旁聽或只修有學分沒有具體成績的P/N(通過/不通過)的課程。臺灣研究馮友蘭專家殷鼎說，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檔案室查閱馮友蘭的成績單，“大多數(shù)課程沒有評分，只是‘通過’罷了。有些課程，他只是旁聽，以免除作業(yè)之煩”和考試之難。(殷鼎：《馮友蘭》，臺灣東大出版公司，1990年版)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有這樣的規(guī)定：哲學系的研究生要取得學位，必須先通過學位考試，而平時修課，并非一定隨堂考試不可。馮友蘭把考試押后到畢業(yè)，雖可暫解燃眉之急，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一窮二白”的處境。只要馮友蘭繼續(xù)主修西方哲學，可以預見在數(shù)年之后，他的英文水平和西方哲學學養(yǎng)，還是無法望其美國同學之項背。與其在數(shù)年后算總賬時仍不免折戟沉沙，還不如當下更弦易轍、另謀發(fā)展。如果把自己主攻專業(yè)，由西方哲學改為中國哲學，或拿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進行比較研究，馮友蘭立刻就能從絕對劣勢的困局中突圍出來。他的英文水平雖然仍居于人下，但他二十年的中國學術方面的修養(yǎng)，不要說他的美國同學望塵莫及，就連美國教授也要退避三舍。
由于文獻不足，目前無法考訂出馮友蘭轉變專業(yè)的具體日期，但從他第一篇學術論文《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完成于1920年冬天這一事情看，馮友蘭改變專業(yè)，應在這年冬天之前。這一轉變，讓馮友蘭換劣勢為優(yōu)勢，化被動為主動�？梢哉f是“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之所以能在三年半的時間內順利完成學業(yè)并獲得博士學位，和他審時度勢、當機立斷地轉換專業(yè)有著直接的關系。
馮友蘭雖然沒有選擇西方哲學作為主修專業(yè)，但通過自己研讀和聽老師講授，在西方哲學方面還是有很大收益。他先是接受了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直覺主義，后來接受美國實用主義，最后轉向新實在論。通過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和理解，具有豐厚國學功底的馮友蘭自然會拿它和中國哲學進行比較。在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時，具有敏銳理論直覺的馮友蘭一下子就看到中西哲學的區(qū)別：“中國哲學家的著作大都是因事見理，而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大部是就理論理。這就是說，中國哲學家的著作大都是從殊相講到共相，從特殊講到一般，從具體講到抽象，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大都是從開始就講一般，從共相到共相。習慣于讀中國哲學家的著作，對于西方哲學家的著作，我開始是看不懂的。這個不懂，主要的不是文字上的問題，而是道理上的問題。主要的是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區(qū)別，理論思維沒有過關�！睆氖庀嗟焦蚕嗍墙�(jīng)驗歸納，從共相到共相是理性演繹。演繹思維方式的理論支撐是理性主義，表現(xiàn)方法是邏輯分析。對此，馮友蘭是有清楚的認識和高度的自覺，他留意西方哲學中的理性主義精神和邏輯分析方法。他后來談到：“經(jīng)驗主義在西洋哲學中，并沒有占主要地位，理性主義才是西洋哲學自柏拉圖以來的正宗。經(jīng)驗主義及反知識主義仍然是從理性主義來的，是受過理性主義訓練的。中國最缺乏理性主義的訓練，我們應當多介紹理性主義�！睂ξ鞣竭壿嫹治龅姆椒�，馮友蘭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論，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方法�！薄八o予中國人一個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個思想為之一變�！�
馮友蘭改變主修專業(y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服從于當時救亡圖存、建設新文化的需要。如前所述，馮友蘭留學美國的目的是學習西方新思想，以救國民精神饑荒�？梢哉f，對馮友蘭而言，學習西方哲學和文化只是手段，拯救民眾精神饑荒、建設中國新文化才是目的。他沒有躲進象牙塔中，時刻關心著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興旺。研究歷史、“闡舊邦”是為了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是為了“輔新命”;創(chuàng)立學說、“極高明”是為了改善民生，為了“道中庸”。他后來回憶留學的目的時說：中西文化和新舊文化的矛盾貫穿于中國歷史的近代和現(xiàn)代。“東西文化不同，因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們的根本思想，就是它們的‘哲學’。”“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也可以說是帶著中國的實際去的。當時我想，現(xiàn)在又一個繼續(xù)學習哲學的機會，要著重從哲學上解答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边@就是說，學習西方哲學是為了解決中西文化矛盾以及由這些矛盾而引起的實際問題。1921年，蔡元培到美國考察。在留學生的歡迎會上，他說：“有一個故事：一個人交了一個朋友，會點石成金。隨便一塊石頭，只要他用手指頭一點，那塊石頭就變成金子了。那個朋友對那個人說：‘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點給你。’那個人說：‘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個手指頭。’”他勸告留學生們說：“你們在這里留學，首先要學的是那個手指頭。”這就是說，國家需要的不是西方現(xiàn)成的理論，也不是對純粹的西方思想進行專門的研究，而是要學習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建設中國文化，為中國建現(xiàn)代化建設做貢獻。具有炙熱愛國心和強烈使命感的馮友蘭自然不會鉆進故紙堆里去鉆研西方哲學，而是在學到西方哲學的原則和方法之后研究中國哲學、比較中西哲學，建設中國哲學。這也是現(xiàn)代很多出國留學外國的學者如胡適、何炳棣、余英時等人沒有研究西學，反而研究中國學問的主要原因。
本著這一原則，沿著這一路子，早在1919年初，正是“五四”運動前夕，很多學者要么對中國文化一味進行批判，要么對西方文化簡單進行介紹，馮友蘭就技高一籌，著手于對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進行比較。
1920冬天，馮友蘭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在這篇處女作中，他以理性主義為指導，以邏輯分析為方法，在與西方哲學和文化的對照中，從哲學的高度和深度，探討中國古代缺乏科學的原因。后來，他沿著這種思路，把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史聯(lián)合起來，做中西哲學史比較研究的工作，最后寫出博士畢業(yè)論文《天人損益論》。整個論文立意高遠、結構宏偉，縱橫馳騁、大氣磅礴。
在后來漫長輝煌的學術生涯中，馮友蘭是沿著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時選擇的方向前進的。無論是研究中國哲學史，還是創(chuàng)立新理學體系，無論是照著講，還是接著講，他都能衡論中西，熔鑄古今，左右逢源，成就卓著，成為中國二十世紀最杰出的哲學家�？梢哉f，馮友蘭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方向的選擇不僅幫助他順利地完成學業(yè)、獲得博士學位，而且成就終生學術事業(yè)、贏得哲學宗師美名。
馮友蘭回國后工作單位的選擇
1923年夏天，馮友蘭留學回國，先是在河南中州大學，幾經(jīng)選擇，最后到了清華大學。在那里，馮友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度過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在清華園里，他著書立說，建功立業(yè)，成為二十世紀杰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
1922年5月，馮玉祥主政河南，為改變河南貧窮落后、閉塞愚昧的面貌，他決定創(chuàng)建大學，培養(yǎng)人才;11月，河南政府任命張鴻烈為校長，在留學歐美預備學�；A上創(chuàng)辦中州大學。1923年3月，中州大學掛牌成立。草創(chuàng)之初，師資奇缺，他們向在外留學的河南籍學生發(fā)出聘請。馮友蘭在被聘之列。1923年暑假，馮友蘭應聘到中州大學。暑假過后，馮友蘭就到中州大學上任。除擔任哲學系教授外，他還兼任系主任、文科主任、校評議會成員、圖書館委員會委員等職位。馮友蘭初出茅廬，即展現(xiàn)管理大學之干才。在從事學校管理的同時，馮友蘭一直服務在教學第一線。當時中州大學哲學系開了很多課程，馮友蘭同時講授幾門主干課。
當時中州大學唯一的優(yōu)勢就是財政有保證，有河南全省契稅做經(jīng)費。可這些并吸引不了馮友蘭。馮友蘭是胸懷大志、有所作為之人，優(yōu)厚的待遇根本吸引不住他。在事功方面，他想辦好一所大學;在學術方面，他想從事西方哲學的研究與翻譯。但在河南這種遠離學術文化中心的地方，想在研究西方哲學方面有所建樹根本沒有可能。河南雖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淵藪，近代卻以閉塞落后而著稱。對此，馮友蘭深有體會。去美國留學之前，他在河南工業(yè)學校任國文和修身課教員。授課之余，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教師韓席卿、魏烈臣、王柄程、徐旭生等人，每人每月出資五元，創(chuàng)辦《心聲》，宣傳新思想、傳播新文化。這是河南當時唯一宣傳新思想的刊物。1919年1月出創(chuàng)刊號。馮友蘭負責編輯、發(fā)行等一切事情。由于河南閉塞落后，應者寥寥，《心聲》雜志稿源不足，讀者稀少，到了秋天，第八、九、十期只得合刊出版。后來，馮友蘭去美國留學，《心聲》雜志就不了了之。馮友蘭到中州大學后，曾經(jīng)試圖恢復《心聲》雜志，可最終沒有結果。當時，馮友蘭的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在北京大學創(chuàng)辦《新潮》雜志。同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天時”一樣，由于地處文化中心，《新潮》雜志占盡“地利人和”之便宜，影響全國。盡管這兩個雜志思想相同，而且《心聲》還比《新潮》早創(chuàng)刊三個月，可《心聲》在影響上沒法和《新潮》相比，以致后來人們說到新文化運動自然會提到《新潮》，而很少有人知道《心聲》。這樣，馮友蘭在新文化運動中勞而無功，《心聲》雜志沒世無聞。與此同時，馮友蘭留學時期的同學至交如周炳林、羅家倫、楊振聲、段錫朋、湯用彤、鄧以蟄等歸國后，或在北京，或在南京，多半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都沒有河南開封那樣閉塞落后。這種對比十分強烈。這樣，擺在馮友蘭面前的是，一是留在中州大學，把它辦成一流大學，這種希望十分渺茫;一是離開河南到學術文化中心去研究學問。在這種情況下，馮友蘭萌生去意。1924年初，馮友蘭重游北京，與昔日同學謀面，感慨良多。9月，上海樸社解體。俞平伯、顧頡剛等在京同仁聯(lián)絡馮友蘭及其他同學范文瀾、潘家洵等人，繼續(xù)組織樸社，每人每月交納十元，集資印書。1925年初，馮友蘭應北京大學同學、廣東大學文科主任陳鐘凡之邀，同意下半年去廣東大學任教。不久，又應燕京大學教授博晨光的邀請，赴北京面談。博晨光約馮友蘭到燕京大學，一半時間在“哈佛—燕京”學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時間在燕京大學講一兩門課程。
到了1925年暑假，馮友蘭就離開了中州大學。
離開中州大學后，馮友蘭到廣東大學任教哲學系教授兼主任。去廣州，除了踐約外，馮友蘭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想去了解廣東這個國民革命根據(jù)地的情況。在廣州的三個月里，馮友蘭看到了國民政府和共產(chǎn)黨的斗爭，看到國民政府內部左派和右派的斗爭，看到了中國革命發(fā)生了質的變化，由過去紳權打倒官權的革命發(fā)展為民眾打倒紳士的革命。對于黨派之爭，馮友蘭并不感興趣。當時一個留美同學桂崇基約他加入孫文學會，他斷然拒絕。對于中國革命的變化，馮友蘭持保留態(tài)度，覺得“可怕”。馮友蘭出身于紳士家庭，從感情上自然覺得這種革命“可怕”。但這種“可怕”，更多的還是出于理智的考慮：當官權和紳權被打倒后，一般民眾怎么重新組織社會、管理政權?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基本是靠紳士組織起來的。中國現(xiàn)代社會基層政權的形成還需要鄉(xiāng)紳和中產(chǎn)階級來組織，實現(xiàn)社會的自我治理和自我調控，在此基礎上建立現(xiàn)代民主社會和文明國家。如果把鄉(xiāng)紳全部打倒，把社會組織全部砸碎，把社會階層全部夷平，再由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政權，那也只能是一種集權與專制的社會，實際上是沿襲著中國以往的舊路子。中國以往在無數(shù)次“以暴易暴”的循環(huán)中折騰了幾千年，非但沒有什么進步，反而在專制的道路上越滑越遠，在集權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總之，廣州之行讓馮友蘭非常失望。到12月初，馮友蘭就離開那里。
離開廣州回到開封不久，還是在春節(jié)前夕，馮友蘭就獨自去了北京。在北京這個文化和學術的中心，馮友蘭有一種游子歸鄉(xiāng)之感。正值寒假期間，馮友蘭經(jīng)常和原來同學朋友會面，或切磋學問，問疑答難;或評論時事，指點江山。這段時間里，和馮友蘭經(jīng)常聚會的有顧頡剛、陳源、楊振聲、江紹源、徐志摩、金岳霖、俞平伯、鄧以蟄、陶孟和、陳博生、林宰平、吳宓、湯用彤、查良釗、翟國眷、葉企蓀、楊周翰、汪懋祖、李思純等人。這些都是學界名流、文化精英。馮友蘭置身其中，如魚得水，十分愜意。這是在開封和廣州沒有遇到過的。
1926年2月，馮友蘭受聘到燕京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導師。燕京大學雖然為教會所辦，但司徒雷登秉承西方大學理念，力圖把它辦成一所經(jīng)得起任何考驗、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彌漫著信仰自由、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氣。司徒雷登在聘請教授時，只看真才實學，不問政治傾向、宗教信仰和學術派別。燕京大學校長吳震春是光緒戊戌科進士，和馮友蘭父親馮臺異是同年，對馮友蘭很看重。在燕京大學，馮友蘭本來是想做西方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可學校要他講授中國哲學史，于是他就講授中國哲學史，發(fā)表一系列關于中國哲學史的文章，開始撰寫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同時，馮友蘭兼北京大學講師，講授西洋哲學史，并在華語學校講《莊子》。
在燕京大學工作雖然很順利，但馮友蘭心里并不踏實，主要原因是馮友蘭不愿在外國教會辦的大學里工作。馮友蘭生于不信鬼神、沒有宗教氛圍的家庭。他的母親平生不信醫(yī)卜星相，對于扶乩之類，更是深惡痛絕，對生老病死都抱理性態(tài)度，認為健康的身體來自合理的飲食和良好的心境，禍福窮達更是完全取決于個人的作為，與鬼神命運沒有關系。這種人生態(tài)度對馮友蘭影響深遠。后來，馮友蘭從事哲學研究，對靈魂不死、鬼神存在等均持否定態(tài)度。他認為，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能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能滿足超越現(xiàn)世、關懷終極的需要，取代宗教作用。宗教在馮友蘭思想中沒有地位。他對教會及其組織與活動也不感興趣。更為重要的是，燕京大學是美國人辦的大學，雖然各方面條件都很優(yōu)越，但對于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馮友蘭并沒有吸引力。
正當馮友蘭覺得在燕京大學不是長久之計的時候，機會來了。1928年夏天，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羅家倫是單槍匹馬到北平接受清華的。上任伊始，他就聘請馮友蘭為教授，把馮友蘭從燕京大學“挖”了出來，并委任他為校秘書長。馮友蘭初到清華，就擔當重任，不負眾望。當時，清華面臨兩大任務，一是由清華學校升級為清華大學，二是擺脫由美國駐華大使掌控的董事會的控制。馮友蘭代表學校，只身赴京，在教育部和清華董事會之間奔走，呼吁清華改制，爭取清華獨立。在羅家倫的領導下，經(jīng)過清華師生的斗爭，得到國民政府支持，清華學校升格為國立清華大學，由原來隸屬外交部改屬教育部。原來的董事會被廢除，權力交還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就這樣，一所由中國人自己辦的現(xiàn)代大學在清華園里誕生了。
改制后的清華大學雖然還利用美國庚子賠款作為經(jīng)費，采用美國大學建制進行管理，但擺脫了美國人的控制，成為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在這所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里，馮友蘭找到值得為之出力獻身的“安身立命之地”。從此以后，直到1952年院校調整時被迫調離，他都沒有離開這片熱土。1931年，河南省聘請他出任中州大學校長，他堅辭不就;1932年，教育部部長蔣夢麟請他擔任高教司司長，他婉言謝絕。在清華大學這塊安身立命之地，馮友蘭在事功和學問兩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中國二十世紀杰出的教育家和哲學家。在事功方面，除上述初到清華，參與清華改制、實現(xiàn)清華獨立外，自1931年起，馮友蘭長期被選舉為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戰(zhàn)時期，還兼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文學院院長。他領導的清華大學文學院，聚集了一批全國一流學者，成為人文學科的重鎮(zhèn);同時，作為文學院院長被稱為首席院長，馮友蘭是清華大學領導層的主要成員，他和其他學院院長葉企蓀、陳岱蓀等人一道，長期襄助梅貽琦，把清華大學辦成為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學。清華大學對內的通告、對外的通電和對上的呈文大多數(shù)都出自馮友蘭之手。1930年夏天羅家倫辭職，1948年年底梅貽琦離校，清華大學兩度陷入群龍無首的危機之中，受教授會議推舉，馮友蘭代理校長、主持校務，他臨危受命，砥柱中流，使清華大學正常運作、完好保留。他是清華大學難得的干才和杰出的元勛。
在事功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在清華大學，馮友蘭在學問方面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在繁忙的教學和行政之余，馮友蘭擠出時間繼續(xù)做中國哲學研究，分別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上、下卷。這是第一部用現(xiàn)代方法系統(tǒng)、完整地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是馮友蘭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箲�(zhàn)期間，在兵荒馬亂、顛沛流離之中，馮友蘭焚膏繼晷，發(fā)憤著述，接連寫下了《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等一系列著作，建立“新理學”體系，成為中國現(xiàn)代少數(shù)幾個能建立自己思想體系的哲學家之一�？箲�(zhàn)勝利后，馮友蘭應邀赴美國講學，講義以《中國哲學簡史》的名字出版，后來被翻譯為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出版發(fā)行。它和《中國哲學史》一道，成為外國人學習中國哲學、了解中國文化的教科書和必讀書。
就這樣，憑著對事業(yè)的追求、對學術的執(zhí)著和對祖國的摯愛，馮友蘭從1925年到1928年短短三年間，離開了閉塞落后的中州大學，輾轉過地處邊陲的廣東大學，告別了教會創(chuàng)辦的燕京大學，選擇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清華大學。在清華園里，馮友蘭成就名山事業(yè)、辦好一流大學，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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