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博會
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簡稱敦煌文博會。首屆敦煌文博會開幕，敦煌文博會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載體，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人文交流合作的戰(zhàn)略平臺，承載著重要的國家使命。
為什么是甘肅，為什么是敦煌
1400年前的農歷六月，甘肅山丹縣的焉支山上演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商品盛會、經濟盛會、政治盛會，這就是全世界最早的“萬國博覽會”。
1400多年后，在甘肅敦煌市，絲路文化深度交流與融合的空前盛景，將通過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的舉辦引起世界關注。
與文博會有關的那些數(shù)字
95(截至9月18日，共有85個國家、5個國際組織的95個代表團參會。)
18(截至8月底，國內18個省市區(qū)、4個主辦單位、23個國家部委確定參會。)
1500(預計1500位中外嘉賓與會，其中外賓近500位。)
933(截至8月底，933位中外高級別官員、知名專家及企業(yè)家確定參加高峰會議5個專項論壇和5個分論壇。)
8500(文博會文化年展分為國際展區(qū)、中國展區(qū)、甘肅展區(qū)、專題展區(qū)等四部分，共計33個分項展覽，共向絲路沿線國家和國內有關省區(qū)市征集展品約8500件，涉及法國、意大利、匈牙利、埃及、伊朗等全球61個國家和國內15個省區(qū)市。)
13(來自絲綢之路沿線13個省(區(qū))市的館藏精品文物一起展出，其中包括了內蒙古博物院鎮(zhèn)館之寶鷹頂金冠飾、山西出土的鎏金童子葡萄紋高足杯、寧夏出土的鎏金銀瓶、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貴霜錢幣。除此之外，我省的重量級文物銅奔馬、五重舍利寶函、唐三彩騎馬俑等也將悉數(shù)亮相文化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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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兩千年興衰史之鏡鑒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是敦煌歷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閉嘉峪關，放棄了對嘉峪關以西地區(qū)的管轄，原關外行政機構及軍民撤遷回關內。
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時間里，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商貿、文化、軍事重鎮(zhèn)。嘉靖封關，正式宣告了敦煌作為“絲路明珠”的輝煌被歷史塵封。在此之后長達四個世紀的時間里，距離嘉峪關以西360公里的敦煌，只是亞歐大陸腹地深處茫茫戈壁灘中一個破敗的小城，鮮有人知曉。
一、文明交匯
一切關于敦煌的討論必須先從其地理位置開始。敦煌地處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甘肅、青海、新疆三省份交會處，是被沙漠戈壁所包圍的一小塊綠洲。一方面，敦煌的確處于橫貫歐亞大陸交通要道的關鍵位置，向東連接中原，向西緊鄰新疆連接中西亞。另一方面，敦煌周圍沒有大城市，古代如此，至今依然如此。敦煌距離甘肅省會蘭州1100 公里，距離新疆首府烏魯木齊990公里，即便距離酒泉市府所在地肅州區(qū)也有390公里之遠。這些因素構成敦煌兩千年歷史上興起與衰落的空間背景和邏輯出發(fā)點，也是理解敦煌經濟社會歷史變遷的必要知識前提。
敦煌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三代之前，古稱“三�！�。在《禹貢》、《尚書·舜典》等典籍中就已經出現(xiàn)了“三�！边@一地名。至今，在敦煌市東南方向仍可看到一座“三危山”。在夏、商、周三代，敦煌被稱為“瓜州”，據(jù)《左傳》的記載，是“允姓之戎”生活居住的地方�！队碡暋ど剿疂傻仄分杏涊d：“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庇腥さ氖�，直到今日，敦煌依然盛產西瓜和甜瓜，口感絕佳，遠近馳名。
當然，不論是“三�！边�是“瓜州”，都是歷史地理學上的一個泛稱，與現(xiàn)如今正式的敦煌市行政區(qū)劃并非完全對應。實際上，在現(xiàn)在的敦煌市東北方向大約一百公里處，還有一個叫“瓜州”的縣級行政區(qū)。
敦煌真正在正史中成為具有官方意義的行政地名始于西漢時期。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軍隊被漢朝軍隊擊敗。自此，漢朝在河西地區(qū)設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兩個行政區(qū)劃，以及玉門關、陽關兩個軍事關隘，并修筑了長城。十年之后，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張掖郡和敦煌郡，與武威郡和酒泉郡并稱“河西四郡”，并從內地遷移居民到此屯田戍守。
自漢武帝“列四郡”、“據(jù)兩關”之后，敦煌開始成為中原地區(qū)通往西域道路上的軍事、商貿、文化、政治重鎮(zhèn)和交通咽喉。中原地區(qū)的商旅從洛陽、長安等都市出發(fā)，一路向西，在敦煌分道南北兩路，或出陽關，走昆侖山北麓，或出玉門關，走天山南麓，然后經西域，最遠延伸至如今的西亞、歐洲和北非地區(qū)。日后對亞歐大陸商業(yè)貿易和文明交流影響深遠的“絲綢之路”就是沿著這條通路展開的。
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敦煌長期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商旅集散、文化交融、軍事儲備之所。在當時交通遲緩、通信阻塞、自然環(huán)境惡劣的條件下，敦煌成為長途跋涉過程中人畜歇腳避難之所和商品貨物交換的中轉站，可謂茫茫戈壁之中的一顆“絲綢明珠”，迎接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此匯聚來往，連接古代東方與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交流。
東漢、三國、兩晉一直到十六國時期，敦煌因為遠離政治中心，在當?shù)睾雷逭䴔嗟闹卫硐禄颈３址�(wěn)定，人口還出現(xiàn)了一定增加。敦煌成為佛教傳入東方生根發(fā)芽的第一站，與來自中原的儒家文化在此交匯。高僧竺法護及其弟子西晉時期在敦煌翻譯佛經、傳播教義。其后不久，樂僔和尚在前秦時期來到這里，開鑿了第一口佛教像窟，這就是莫高窟的開端。
古代敦煌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絲綢之路暢通繁榮，加之統(tǒng)治者大力倡導佛教，莫高窟的開窟造像之風在這兩朝大興，即便在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吐蕃占領敦煌期間也沒有淡化。后來，張議潮率兵起義，被唐王朝冊封為“歸義軍節(jié)度使”。張氏家族的統(tǒng)治在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被其外孫婿曹議金接替。張氏和曹氏家族一方面奉中原王朝為正統(tǒng)，接受封號，另一方面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和親交好，保持與西域的商貿文化交流，在較長時期維持了該地區(qū)的穩(wěn)定和繁榮。
兩宋時期，敦煌在西夏統(tǒng)治下的一百多年間里，經濟繁榮，文藝興盛。蒙古人在1227年打敗西夏，占領敦煌。在蒙古大軍日后西征的道路上，敦煌是一個重要的'據(jù)點。元代以后，敦煌失去了連接東西商貿文化交流的地位，逐漸開始沒落。
二、東西分野
嘉靖封閉嘉峪關，距離鄭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已經過去94年。而在世界的西方，大航海時代正在拉開序幕。在嘉靖封關之前的三十年，哥倫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的支持下，先后四次出海遠航，跨越大西洋抵達美洲，史稱“發(fā)現(xiàn)新大陸”(1492年)。1511年，西班牙人巴爾沃亞在巴拿馬地峽的高山之巔望見了太平洋，成為“發(fā)現(xiàn)太平洋的第一個歐洲人”。十年之后，葡萄牙人麥哲倫率領團隊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huán)球航行(1519-1521年)。
伴隨著大航海時代序幕的拉開，西方海洋貿易迅速興起。與此同時，以“絲綢之路”為主要通道的亞歐大陸陸上貿易日漸衰落。敦煌的衰落既是明王朝閉關鎖國的結果，也是海洋貿易替代陸上貿易的必然。
放在更大的尺度來看，敦煌由興盛走向衰落，不僅是一城一地之興衰，更標志著東西方世界經濟史和文明史的“大分流”。在西方走出中世紀的暗淡、開始走向大航海時代的波瀾壯闊之時，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表面上仍處于皇權時代的最高峰，但實際上，閉關自守和不思進取的心態(tài)已經點燃了盛極而衰的導火索。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等西方列強先后打開大門、走向更廣闊世界的同時，世界東方的大帝國卻關上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除了西部閉關之外，明朝政府以及清朝初年在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qū)還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直到清政府收復臺灣之后才開始有所緩和。
明朝封閉嘉峪關之后，敦煌先是被西域吐魯番占領。直到清代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公元1723)在敦煌設沙州所之后，中央政府才再次恢復對敦煌的管轄和治理。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下令沙州所改設沙州衛(wèi)，從甘肅五十六州縣陸續(xù)向敦煌大規(guī)模移民墾荒屯田，重修沙州城。終于在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人口經濟有所恢復之后，才改沙州衛(wèi)為敦煌縣。此時距離嘉靖閉關已過去兩個多世紀的時間。但直到1900年發(fā)現(xiàn)莫高窟藏經洞及之后敦煌學蔚然盛行之前，敦煌始終只是中國大西北戈壁灘上一座默默無聞、鮮為人知的普通小城。
日后，歷史學家黃仁宇曾以《萬歷十五年》為題寫了一本頗有影響力的著作。這本書的英文標題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為現(xiàn)代漢語是“1587年，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或許更能反映作者的本意。的確，與大航海時代之后西方的崛起相比，中國的衰落是一個漸進的、溫水煮青蛙的過程。明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是嘉靖封閉嘉峪關之后的第63年。
黃仁宇在書中提到：“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fā)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jié)，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fā)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下令封閉嘉峪關，對于敦煌不是一件小事，對于明帝國也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明朝政府治理河西地區(qū)的成本已經超過了管轄收益，自此開始，明朝中央政府對于地方的控制力和國家治理能力就已經開始弱化了。
世界歷史東西方分野的大幕就此拉開。一邊是開放、探險、走向世界;另一邊是封閉、自大、抱殘守缺。一邊是意氣風發(fā)，從發(fā)現(xiàn)新大陸到開拓殖民地，發(fā)展洲際海洋貿易，直到后來的探索南極，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到工業(yè)革命，實現(xiàn)在空間世界和思想世界的開疆拓土;另一邊則是依舊重復著改朝換代的周期律，直到家底耗盡、落后挨打、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三、移民精神
清朝開關之后的敦煌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從甘肅五十六州縣向敦煌有計劃、大規(guī)模地移民。這一階段的移民深深影響著現(xiàn)如今敦煌的人口學特征和社會文化。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夠從地名中體會到敦煌經濟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深刻的移民烙印。敦煌市西的“肅州鎮(zhèn)”，名字來源于肅州(即現(xiàn)在的酒泉市)。雍正年間的肅州移民來到此地，于是有了肅州坊、肅州堡、肅州廟村。月牙泉鎮(zhèn)有個村子叫“蘭州村”，蘭州村最早叫“蘭州坊”，最早的居民是雍正年間從甘肅蘭州府遷移過來的。轉渠口鎮(zhèn)有個村子叫“漳縣村”，漳縣村的早期居民來自甘肅漳縣，移民到此建立了“漳縣坊”�！胞}茶村”的早期主體居民是雍正年間由當時的甘肅省鹽茶廳(即現(xiàn)在寧夏海原縣)移民而來。
事實上，這些來自甘肅五十六州縣的移民中，很多人本來就已經是移民的后代，他們的祖籍和故鄉(xiāng)可以追溯到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省份。時至今日，很多敦煌老人仍然樂于回憶和講述先人當年從大槐樹出發(fā)背井離鄉(xiāng)、舉家遷徙的故事。
雍正遷民是敦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移民。在此之后，仍有移民陸陸續(xù)續(xù)遷至敦煌。最后一批較大規(guī)模移民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1990年，原甘肅省“兩西辦”與敦煌市政府簽訂指令性移民責任書，在敦煌市最北郊開墾荒灘，建立了一個整建制的移民村。1990年到1996年間，從甘肅省定西、白銀、蘭州、天水四個地區(qū)的十個縣市遷入移民485戶，1927人。因為70%以上的移民自定西市遷居而來，新成立的村子被命名為“定西村”。(“兩西”指甘肅省的河西、定西地區(qū)。從 1983年開始，甘肅省中部的安定等20個縣區(qū)，和河西地區(qū)的民勤等19個縣區(qū)，被納入甘肅“兩西”建設范圍。“兩西辦”負責“兩西”地區(qū)的扶貧開發(fā)工作。——編注)
我曾多次到定西村調研考察，在與村民的交談中了解到這個移民村二十六年的發(fā)展演進歷程。移民到來之初，開墾荒灘，苦難辛勤，可謂篳路藍縷。鹽堿地上搭個窩棚，父母兄弟擠進去，就是一個家。冬天嚴寒難耐凍得發(fā)抖，夏天烈日暴曬，春天青黃不接，還有風沙肆虐。有不少移民因為忍受不了創(chuàng)業(yè)的艱苦，而返回原籍地。新移民也曾被鄰近村子的人視為外來戶，甚至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在移民自身的努力和互幫互助下，加之當?shù)卣块T的大力支持，經過二十多年的發(fā)展，定西村如今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高于所在轉渠口鎮(zhèn)的平均值，路、渠、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相比于敦煌市其他農村也處于較高水平。當年戈壁荒攤上披荊斬棘、扶犁趕牛、創(chuàng)業(yè)維艱的漢子，如今有的已經步履蹣跚，兩鬢斑白;當年嗷嗷待哺、咿呀學語的嬰孩在這方水土的養(yǎng)育下，已經成家立業(yè)，成為敦煌的新主人。
定西村是敦煌最后的一個整建制移民村，定西村的居民是最晚一批來到敦煌的移民。從定西村的發(fā)展歷程中，從定西老百姓口中講述的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了自清代康熙年間開關以來敦煌近三百年歷史中一代代移民的身影，體會到他們身上不畏艱險、敢為人先的冒險精神和開拓進取、互幫互助的創(chuàng)業(yè)熱情。
我想，敦煌精神不僅指以莫高窟壁畫為代表的開放包容、合作共贏，一代代移民們身上的那種冒險精神和創(chuàng)業(yè)熱情也是敦煌精神的一部分。事實上，移民身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冒險精神和創(chuàng)業(yè)熱情與古“絲綢之路”上不畏艱險、開拓進取、勇于打拼、包容互助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移民精神是對絲路精神的傳承和發(fā)揚，兩者共同構成了敦煌精神的內核。
如今，當我們講傳播敦煌文化、發(fā)揚絲路精神的時候，往往專指開放包容與跨文化融合。但如果真正全面地理解了敦煌的歷史之后，就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界定過于狹隘了。甚至可以斷定，跨文化融合只是結果，是表象;深層內核是絲路商旅和外來移民身上那種不畏艱險、開拓進取、勇于打拼、包容互助的精神。
對于全球化大潮中的今人而言，加強跨文化交流、以開放的心態(tài)理解和包容異國文化，重要性自然無可辯駁;但與此同時，學習和發(fā)揚敢為人先、開拓創(chuàng)業(yè)、勇于創(chuàng)新的移民精神也是傳播敦煌文化的應有之義。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經濟舊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持續(xù)、經濟結構亟待調整轉型升級的特殊歷史時期，后者更應值得大家重視。
四、文化圣殿
敦煌再一次走進世人的目光要等到二十世紀初。1900年，道士王圓箓無意間發(fā)現(xiàn)了莫高窟藏經洞。藏經洞中貯藏著歷史上多個朝代的數(shù)萬件經卷、文書、賬冊、歷本、信札、織繡、畫像等文物資料。有的用漢文寫成，有的則用的是藏文、梵文、齊盧文、粟特文、和闐文、回鶻文、龜茲文、希伯來文等文字。
很快，以英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為首的外國學者和探險家聞訊而來，半買半騙，以不公正的手段拿走了藏經洞中的大量文物。當時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無暇、也沒有意識和能力去保護這些文物，導致大量文物資源散落海外。
值得些許慰藉的是，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的眾多學者對這些文物資料進行了大量研究和挖掘工作，推動了“敦煌學”的形成。如今，敦煌學已經成為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跨文化、長歷史、國際性的綜合學科。這時距離嘉靖棄城封關、敦煌軍民撤遷關內，已經過去了將近四百年時間。
“絲綢之路”上商旅交匯和文化融合促成的繁榮集中體現(xiàn)在莫高窟壁畫之中。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從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樂僔和尚在巖壁上開鑿第一個洞窟算起，距今已有整整1650年的歷史，前后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十個朝代，歷時綿延長達一千年時間。
歷朝數(shù)代的開鑿興建使得莫高窟的規(guī)模不斷擴大，塑像、壁畫的內容不斷豐富。在隋唐鼎盛時期石窟總數(shù)曾超過千個。至今現(xiàn)存的洞窟有735個，彩塑3000余尊，壁畫面積大約4.5萬平方米，另外還有木構建筑5座，是“世界上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圣地”。
盡管開鑿石窟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目的是用來禮佛。不過莫高窟所蘊涵的元素遠遠超出了宗教本身，而是集建筑、雕刻、彩塑、繪畫為一體的綜合藝術群。
尤其是壁畫，所包含的內容廣泛，意象豐富多彩，除了經變畫中的佛教經典故事和宗教形象之外，還有其他眾多神態(tài)各異、形象千奇百怪的人物造型，有王公貴族，有農夫牧人，有歌女舞伎，有商旅走卒，以及各個歷史時期捐資開窟的供養(yǎng)人像。
壁畫同時汲取了中原文化、伊斯蘭、波斯、印度、希臘藝術的特點和長處，涉及的景物五花八門、氣象萬千，既有山川河流、樹木花草、飛禽走獸，又有宮殿樓閣、橋梁酒肆、交通工具，還有服飾、樂器、生活器皿，以及狩獵耕作場景、戰(zhàn)爭場面、舞蹈形態(tài)、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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