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是澳洲著名的大學，越來越多的同學選擇出國留學，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傳媒專業(yè)學生學習經驗分享，供大家閱讀查看。

　　悉尼大學建于1850年，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聲譽最好的大學。學校的主校區(qū)位于悉尼市中心，校內古老與現代的建筑融為一體，構成了一道獨特的校園風景線。學校師資力量也很雄厚，博士生和碩士生人數均為全澳大學之最，其本科與研究生課程專業(yè)設置十分廣泛，也是全澳大學之最。作為澳大利亞八大名校、TIMES全球排名前40位的大學之一，悉尼大學的畢業(yè)生在全球各領域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2004年初，我如愿拿到了悉尼大學傳媒系的錄取通知書，開始了我為期一年的碩士研究生學習生涯。身處悉尼的那一年，我體味了異域的美麗與風情，遭遇了學習中從未遇到過的難題，也有幸遇到了一些可敬的老師，這些經歷如今回憶起來依然清晰如昨。

　　我的課程我做主

　　剛開始在悉尼大學的學習生活，我就遭遇了留學生涯的第一個難題：選課。

　　悉尼大學被譽為“南半球的牛津大學”，擁有全澳大學中最廣泛的課程覆蓋面，18個學科分屬三個學院，每個專業(yè)的學生都擁有諸多可供選擇的課程：從會計學到土著學研究，從計算機科學到刑法，從運動訓練科學到環(huán)境工程，從海洋研究到音樂，從通訊到泰語……各種課程，各具特色。學生可根據專業(yè)需要以及自己的興趣，自行選擇所要學的課程。作為傳媒系媒體實踐專業(yè)(Media Practice)的一名碩士研究生，為了完成學位我需要修滿48個學分，選八門課，其中包括四門必修課(Core Course)和四門選修課(Elective Course)。必修課是傳媒系為媒體實踐專業(yè)設置的核心課程，包括新聞寫作(News Writing)、媒體關系處理(Dealing with the Media)、媒體實踐中的法律和倫理問題(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Media Practice)和國際媒體實踐(International Media Practice)。選修課可選的范圍有十幾門之多，涉及傳媒、文化、國際關系、語言學、法律等幾大專業(yè)。如此多的選擇不禁讓初來乍到的我有點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與美國導師協(xié)助選課的導師制度不同，悉尼大學沒有老師指導學生選課，學生只能自力更生。我在慌亂之中為自己制定了一條基本的選課原則，那就是入選課程既要符合個人興趣，又要有職業(yè)導向作用。幸好悉尼大學給了兩周的選課適應調整期，在這期間學生可以增加或刪減課程。于是，在這寶貴的兩周里，我同大多數的新生一樣，神情嚴肅地穿梭于學校各個校區(qū)的教學樓，盡可能地試聽了各門可選課程。有一些課，我只聽了一次就果斷地將其從備選名單中除名了;也有一些課，我雖然喜歡，但是綜合考慮了興趣愛好和職業(yè)導向作用，最終也忍痛割愛了。在這兩周的摸索中，我還得到了另一條標準，那就是多聽取老生對課程的評價，尤其是對授課教師的評價。因為有的教授對考試要求極為嚴格，一學期下來會有多名學生被其“斬于馬下”，對于這類教授的課程要慎重選擇，畢竟分數對中國留學生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不及格意味著來年要重修學分，不僅留學時間延長了，多出的學費和生活花銷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經過兩周的試聽、對比、分析、思考，我終于最終敲定了四門選修課，攻克了我留學中遭遇的第一個難題。

　　我的課堂我的“班”

　　兩周的選課時間結束了，往日喧囂的校園一下安靜下來，仿佛一切都已塵埃落定。在終于正式開始我的異域學習生涯時，我發(fā)現這里和國內的學習方式迥然不同：教授的授課節(jié)奏快;學生要積極參與討論;學生還沒有固定的班級。

　　到澳大利亞之前，我原以為語言會是最大的障礙。但我去了才發(fā)現，語言關其實很容易攻克，至少聽懂老師的授課內容是沒有問題的。真正的障礙在于如何去適應教授的授課方式和課堂形式。悉尼大學老師的授課方式和節(jié)奏與國內的很不一樣。這里每一節(jié)課的信息量都很大，內容基本上是老師自己對某些問題的最新研究心得，而不是對“教科書”的照本宣科。最要命的是，我所選的八門課程，沒有一門有所謂的“教材”!上課時，老師一般會發(fā)一些當堂課的講義給學生，然后就開始侃侃而談。運氣好的時候，有的老師會在快下課時提前發(fā)下一節(jié)課的預習材料給學生。但大多數時候，我們都要做好準備上一堂沒有預習、沒有教材的課。對于這樣的授課形式，我的體會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狂轟濫炸。一堂課下來，大腦接受的信息量非常多，而這些信息多半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理論、專業(yè)術語和人名。如此多的新信息就這樣灌輸到我的大腦里，讓我在備受摧殘的同時，也無比懷念以前在國內念書時那種由淺入深的、循序漸進的細致的授課方式。課下問其他同學，發(fā)現他們也和我一樣，跟不上老師的講課節(jié)奏。

　　為了適應教授的授課方式，每天的課余飯后，我開始“泡”在悉尼大學的圖書館里“啃”書。我查閱各種資料，弄懂老師課上提的每一個專業(yè)術語，把老師的授課內容重新學習一遍，直到全部理解為止。如此一來，我逐漸跟上了老師的授課節(jié)奏，也慢慢適應了這種授課方式，并開始體會到這種授課方式的可取之處。悉尼大學的老師都不是等閑之輩，他們平日里都窩在辦公室里研究學問，常有論著見于學術刊物，而他們也會毫不吝嗇地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課堂上公布于眾。所以，作為這些老師的學生之一，我能在課堂上接觸到一些前沿的理論，分享他們的智慧結晶，無疑是一件幸事。而且，這種高強度、快節(jié)奏的授課方式不僅鍛煉了我的自學能力和解決學術問題的能力，更磨練了我的意志。

　　悉尼大學的課堂多以lecture和seminar的形式進行，前者主要以老師講述為主，后者則是師生互動較多。悉尼大學的課堂非常看重學生的參與意識，老師所提的問題一般沒有簡單的答案，老師經常鼓勵學生從多角度闡述自己的看法。這樣的互動方式我在起初有些不適應，但克服了最初的羞澀和恐懼后，我開始積極地融入到課堂討論中。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討論中，那些疑難問題其實到最后并沒有討論出確切的答案，依然充滿萬般懸念，但這反而留給學生極大的思考和創(chuàng)新空間。

　　在悉尼大學，我驚訝地發(fā)現自己居然不屬于某一個固定的“班級”。學校專業(yè)眾多，但卻沒有班級的概念。學生入學后，學校會為他們進行注冊，并給他們每人一個賬號，以方便他們登陸學校網站進行選課、選老師等操作，以及在網上查看課程安排、學分、老師的講義、考試時間等信息。學校為每個學生建立了電子檔案，包括學生的學習、學分、課程安排等信息。學校同時還利用網絡安排教學、社團等活動。每個學生都是獨立的學習個體，沒有班級、班主任，也沒有同班同學的概念，上不同的課，就會“邂逅”不同的同學。我總共選了八門課，也因此擁有八個“班級”的同學。這些同學來自五湖四海，每個“班級”都可以算是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了。在這種聯合國型的班級中學習媒體、文化和國際關系課程頗有益處，因為大家討論的案例都是發(fā)生在各個國家的真實事例，不同國家的學生擁有不同的視角和看法，如此“百家爭鳴”式的討論方式讓我學會了多角度思考，受益匪淺。

　　我的教授我的“燈”

　　我所在的悉尼大學傳媒系每年的錄取人數不少，但它的教職人員規(guī)模在所有院系里算是最小的。傳播系的全職教職員工只有寥寥幾人，行政人員只有一個秘書，系主任同時兼任行政事務。決定申請傳媒系之前，我還一度為此猶豫了很久，頗有些擔心傳媒系的師資和教學能力，但來了之后卻發(fā)現自己真是杞人憂天了。

　　我所就讀的是傳媒系媒體實踐專業(yè)，而這一專業(yè)老師的授課實力不容小覷。就拿四門必修課的老師來說吧，他們都是傳媒系外聘的客座教授，其中不乏來自悉尼知名媒體的名“記”名“編”們，這些媒體包括《澳大利亞人報》(Australian)、《悉尼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先驅報》(Herald)、《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和《每日鏡報》(Daily Mirror)等。其中《澳大利亞人報》是全澳第一份全國性報紙;而《悉尼先驅晨報》則是至今連續(xù)出版的全澳最古老的報紙，迄今已有160余年的歷史。誕生于這些媒體的名“記”名“編”們在實踐中摸爬滾打多年，擁有豐富的媒體實踐經驗，他們來教授新聞寫作、媒體關系處理、媒體實踐的法律和倫理問題以及國際媒體實踐這四門重實踐和經驗的必修課，無疑為這些課程賦予了別樣的生動場面和深刻涵義。從這些客座教授那里，我有幸學到了第一手的媒體實踐動手能力和分析能力。

　　除了四門必修課，媒體實踐專業(yè)的學生可選的選修課也很多。我同本專業(yè)的大部分同學一樣，選擇了語言、文化、國際關系方面的課程。這些選修課與必修課的關系可謂相輔相成，而這些課程的授課老師不再是“半道出家”的客座教授，而是各院系的專職教授。這些教授少數為澳大利亞本土人，多數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體現了悉尼大學“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世界名校風范。

　　我所選的國際關系課的授課老師就是來自加拿大的教授，他來悉尼前曾在幾大洲的高校教授國際關系課程，自己還開了一家戰(zhàn)略咨詢公司，擁有豐富的教學和實踐經驗。他將這些寶貴的經驗融入到課程教學中，惠及到了每一個學生，頗受大家的歡迎。因選他課的人太多，學校不得不為他調換大教室以容納更多的學生。而我最喜歡的教授是一位教授語言學的德國中年女教師。她的課程也是被最多學生選修的語言學課程之一，她擅長將文化學、社會學的知識融入到語言學課堂中，將原本抽象、枯燥的語言學知識詮釋得通俗易懂、繪聲繪色。大家太喜歡她了，以至于聽到她帶著德國口音的英語口語或是看到她為我們批改得滿篇都是紅色的論文，都覺得是一種愜意的享受。得益于這位德國老師別樣的授課方式，我對語言學的興趣也愈來愈濃。這門課結束時，我與加拿大同學Kim和挪威同學Brit合作完成了一篇論文，題為《有關拉丁美洲的旅游冊子中所反映的游客與當地人交流問題的研究報告》，得到了D (Distiction，最高等級)的好成績，為這門課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如今，我早已結束悉尼大學的學業(yè)，回國工作。再度憶起異國求學的那段經歷，我依然有很多感慨。對我來說，留學的最大收獲不是親身體驗異域的美麗，不是將悉尼迷人的藍天、白云和海灘盡收眼底，不是那些在課程上學到的專業(yè)技能和實踐能力，不是那燙金的學位授予書，而是那種解決問題的能力和面對困難不退縮的勇氣。隨著時間的流逝，課堂上的有些講義已經顯得過時，老師口中的“金玉良言”也已經淡忘，但在留學中練就的解決繁雜問題的能力和克服困難的勇氣卻一直沒有消失，在與時間的對抗中歷久彌新。